你会发现它不换叶子。老的针叶枯了，也不落，就挂在枝上，和新叶挤在一起。你得分清楚哪些是活的，哪些是死的。分的次数多了，你就不想分了。”
他转过身来。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地板上，很长，很瘦，从书桌前一直延伸到苏砚脚边。“我写的字，你刚才看见了。一个‘法’字写了一半，写不下去了。不是手不稳。是心不定。”
他走回书桌前，把纸篓里那个纸团捡起来，展开。宣纸上，“法”字的三点水旁饱满欲滴，“去”字的第二笔歪歪扭扭，墨痕拖出去老长。他低头看着这个字，看了很久。“我喝的水，什么味道——”他拿起自己桌上的茶杯。紫砂杯，杯壁上养出了一层温润的茶垢，深褐色的，像老树皮的颜色。杯里还剩半杯冷茶。他没有喝，只是握在手里，感受紫砂的温度——凉的。
“苏小姐，你问我这些，我回答了。现在轮到我问你一个问题。”
“您问。”
“你今天来，带红烧肉了吗？”
苏砚看着他。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正好落在两个人中间的地板上，像一条发着光的河。河这边是她，河那边是他。河水是光做的，没有温度，也淌不过去。
“没有。”她说。
“为什么？”
“因为您不是我父亲的客人。”
周牧之的喉结动了一下。他的手把紫砂杯放回桌面，放得很轻，杯底和桌面接触的时候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然后他做了一件苏砚没有想到的事。他弯下腰，把书桌最下面那层抽屉拉开。抽屉很深，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档案盒，蓝色封面，书脊上贴着白色的标签，上面印着编号和案名。他一个一个地翻，手指从那些标签上滑过去，发出干燥的纸张摩擦的声音。
翻到最底层，他停住了。那里有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编号，没有案名，封口处贴着一张发黄的封条。封条上的字迹是钢笔写的——“1997年7月，归档时封存。周牧之。”他把信封拿出来，放在桌上。信封不厚，但沉，落在桌面上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像一个装了太多东西的枕头。
“这封信，我在案卷归档那天封起来的。”周牧之的声音忽然老了。不是那种虚弱的老，是那种把扛了一辈子的东西终于放下来之后的老，肩膀忽然塌下去，脊背忽然弯了几分。“二十七年。我把它锁在抽屉最底层，一次也没有打开过。我不敢。”
“里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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