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把白瓷杯端起来，把杯子里剩下的水一口喝干。温水从喉咙里淌下去，没有味道。她放下杯子，杯底和桌面碰出轻轻的一声响。“周先生，我今天来，不是为了问您为什么在案卷上签名。不是为了问您拿了多少钱。也不是为了听您说‘那时候我也是身不由己’。这些答案，我这些年自己都找到了。我今天来，就是想看一看——”
她抬起眼睛，看着周牧之。“看一看在案卷上签名的这个人，现在每天早晨推开窗户，看见的风景是什么样的。种的花是什么样的。写的字是什么样的。喝的水，是什么味道的。”
周牧之的手指松开了。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背上已经长了老人斑，浅褐色的，零零星星的几颗，像宣纸上的墨点不小心溅到了手上。这双手写过很多字。起诉状，代理词，判决书，仲裁申请，破产案卷宗。也签过很多名。每一个签名都落得很稳，周牧之三个字，一笔一划，从不连笔，从不潦草。他一直觉得，一个人的签名就是他的骨头。骨头正，签名就正；骨头软，签名就软。现在他看着自己这双手，忽然想不起来，自己的骨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软的。不是1997年。更早。早到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也许是第一次在饭局上端起那杯被人敬的酒的时候，也许是第一次在案卷里看见那个数字却装作没看见的时候，也许是第一次用“程序正义”四个字说服了自己之后。他记不清了。软不是一下子软的，是一点一点软的，像冰化成水，像木头朽成屑。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立不住了。
“苏小姐。”他开口了。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隔着好几道门。“你父亲的红烧肉，真的不放糖？”
“不放。”
“肉本身的甜味，真的能焖出来？”
“能。焖够了火候，甜味自己就出来了。”
周牧之慢慢站起来。他的手撑着桌沿，站起来的时候膝盖轻轻颤了一下，但他稳住了。他走到窗边，看着花园里那几盆罗汉松。最老的那一盆，树干上的勒痕已经看不见了，树皮长合了，光滑完整，像从来没有受过伤一样。但他知道那道勒痕还在。树知道。
“我每天早上六点推开窗户，看见的是这几盆罗汉松。”他说，声音背对着苏砚，被玻璃窗挡回来，有些发闷。“松针一年四季都是绿的，不落叶。秋天不落，冬天也不落。好看是好看，但看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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