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是我妈拍的。”苏砚说，“1997年7月10日，下午四点二十一分。我爸从楼顶跳下去之后的第二十一分钟。我妈拉着我的手走回小区门口，她忽然松开我的手，蹲下来，给我系鞋带。系了两遍。一遍是她的系法，结在中间。一遍是我爸的系法，结在左边。系完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相机——她那时候在厂里的宣传部工作，相机是单位的——她把相机放在地上，设了定时拍摄，然后走到我旁边，蹲下来，搂着我。”
苏砚的声音一直很平。从头到尾，每一个字的音量、语速、音调，都没有任何变化。像一个人在念一份已经背了无数遍的证词，念到后来，那些字已经不再是字了，变成了某种比字更硬、更冷、更不会变形的东西。
“拍完这张照片，我妈站起来，拉着我的手继续走。她没回头。我也没回头。”苏砚停了一下，“后来我花了很长时间想，我妈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是想记住什么？还是想忘记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都不是。”
“是什么？”
“是证据。”苏砚把这两个字说得很轻，轻得像一片梧桐花落在水面上。“我妈怕自己将来有一天会原谅。所以她拍了这张照片。每次想原谅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
周牧之的手不敲了。他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十根手指互相扣着，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他盯着书桌上那张照片。照片里的小女孩低着头，看不见脸，只能看见两个羊角辫，一左一右，用红皮筋扎着。红皮筋在阳光里亮得像两颗小小的山楂。她的鞋是白色的，系着鞋带，结打在左边。她母亲蹲在旁边，一只手搂着她的肩膀，另一只手垂在身侧，手指上还沾着系鞋带时从鞋面上蹭到的灰。阳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一长一短，叠在一起，像一棵被砍断了的树的横截面。
“你母亲——”周牧之的声音忽然哑了，像一把二胡的弦被人猛地松了一扣，“她现在还好吗？”
“走了。五年前，肝癌。”苏砚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和她刚才说“白水就好”一模一样。“走之前那几天，她忽然让我给她做一碗红烧肉。我做了。她吃了三块。吃完之后，她靠在床头，闭着眼睛，很久没说话。我以为她睡着了。后来她睁开眼睛，看着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肉偏甜了。你爸烧的，不放糖。’”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