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跟自己联系起来过。一方面，他离省城太远了，物理上的距离就是心理上的距离；另一方面，他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资格去攀这些关系。一个穷县的发改局长，跟省政府副秘书长之间隔了多远？那是翻多少座山都翻不过去的距离。
但今天晚上，张文昌把这张网直接摊在了桌面上。
“这些年大家各忙各的，联系确实少了。”孙建国感慨道，“我刚到怀江那几年，天天泡在乡镇里，连同学聚会都没参加过。后来慢慢稳定了，才开始出来走动。才发现，原来好多校友就在身边。”
“所以你们就定期聚？”陆浩明问。
“差不多。一个月聚一次，轮流做东。有时候在省城，有时候在下面县市。规模不大，每次十来个、二十来个人。人多嘴杂反而不方便。”孙建国压低了声音，“这里面有个门道——咱们校友聚会，不谈钱、不谈权、不谈交易。喝酒聊天，联络感情。感情到了，事就好办。感情不到，办了也是欠人情。在官场上，最贵的账就是人情账。”
陆浩明若有所思。
张文昌把筷子搁在碗沿上，擦了擦嘴，缓缓地说：“浩明，你是零三级的，我是九一级的，中间隔了十几年。按理说咱们在校时不会有交集，但今晚坐了同一张桌子，就是缘分。既然是校友，有些话我就直说了——你今天在评审会上表现不错，我听老谭那边的人说了。你的三个项目，通过技术评审没问题，但到了资金分配环节，需要有人替你说话。”
陆浩明不自觉坐直了身体。
“省里的盘子确实紧，但紧归紧，每年总还是有一批项目能批下去的。关键看谁替你说、怎么说、在什么场合说。”张文昌的语速不疾不徐，“发改委那边，周卫东已经算是一个点了，但周卫东只是个副处长，他上面还有谭新民，谭新民上面还有分管副主任，副主任上面还有委务会。一层一层，光靠周卫东一个人，推不动。”
陆浩明点头。这个道理他明白——一个副处长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周卫东能在材料审核环节给他把关、在专家评审环节给他通气，但真正到了资金盘子敲定的时候，那是更高层级的决策，周卫东上不了那个桌子。
“但是，”张文昌话锋一转，“如果每个层级都有一个能替你说话的人，那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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