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还在，落在桌面上那页白纸红章的边缘。
第四天，食堂打饭的窗口大姐问我是不是评了功。我说是。她没接话，把餐盘推过来的时候，菜量跟往常一样。我端着碗在角落里找了个位置坐下，旁边的人没有避开，也没有靠近。
那天下午我去了一趟平川镇。王德厚不在办公室，门锁着。我沿着那条主干道走了半程，在岔路口拐向通往石槽沟的路。路两边的田野已经收完，裸露的泥土在午后的光线下泛着一层浅淡的灰褐色。到村口时那辆摩托车停在了老槐树底下，引擎在熄火后发出一阵微弱的冷却声，像一个人把气慢慢吐完了。李长山正蹲在院子里修理一把锄头，把断掉的木柄重新嵌进铁箍里。我站在院门口，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站起来：“听说你那边评功了。”
“评了。”
“好事。”他低下头继续修理那把锄头，用掌心抵着木柄朝地面上轻轻顿了两下，确认它吃住劲了。“评了功，以后的路不见得比之前好走。你自己掂量。”
他这句话的语气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像在聊天气。我站在院门口，看着他把锄头柄装好，确认牢靠了，才拄着锄头站起来。“我明白了。”我说，转身走了。
回到招待所时，前台老刘正在把一沓信件分类放好，看到我进来，从里面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台面上：“今天下午有人送来的，没留名字。”信封上没有署名，没有地址，没有邮戳。
我拿着信封上了楼。房间里暖气片刚烧起来，发出一阵细微的金属膨胀声。台灯还没开，窗帘半拉着，光线从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铺出一道斜长的亮痕。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A4纸，打印体，标准字体：“三等功，该得的。但接下来的路，别人未必会让你走得太顺。”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日期。我看了两遍，把那张纸折好，没有放进抽屉，而是夹进了桌面上那本旧笔记本里，合上，搁在案头的立式笔筒旁边。笔筒是竹制的，边缘已经磨得发亮，是几年前从平川镇带出来的那一个。窗户还没关严，风从缝隙里钻进来，窗玻璃被吹得微微震动，发出一阵持续的蜂鸣声。
周五下午，我去县委大院送一份材料。李阳在三楼走廊里碰到我，正在弯腰系鞋带，直起身子之后扫了一眼左右，声音压得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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