氛无声地紧了一层。
林远没有提胡惟庸的名字。他看向朱元璋。
“陛下，臣问一个问题。”
朱元璋坐在那把椅子上，手搭在膝盖上，没动。“说。”
“假设陛下今天要动一个人，这个人手里没有兵，没有财，但他有满朝文官的背书，有儒家话语体系的支撑。他动一动嘴，翰林院就能给他写二十篇文章，说他是忠臣，说陛下的旨意是'昏君之举'。”
林远的声音不快。
“陛下动他——在史书上，这件事会怎么写？”
殿内没有人说话。
朱元璋的下巴微微抬了一下，示意他继续。
“会写：洪武年间，帝杀忠臣，天下寒心。”
林远说得很平，像是在读别人的史书，不是在讲当下的事。
“史书是儒家写的。盖棺论定是儒家下的。千年之后，后人翻开这一页——看见的不是陛下的理由，只有那八个字。”
他停了一拍。
“奸相好杀，是因为奸相是坏人，天下人都说该杀。”他把前几课的话绕了回来。“但一个被儒家包装成'贤相'的人，杀他的代价不是他这一个人，是整套舆论的反噬。”
朱棡的手指停下来了。他靠在椅背上，眼神从游移变成了聚焦。
“所以，”林远转身，重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
要杀人，先杀他在舆论里的形象。
“这才是这把刀最利的地方。”他把粉笔放下。“不是你拿刀去砍他，是你让儒家的话语体系先给他定性——他是奸佞，他祸乱朝纲，他把丞相之权用来中饱私囊、党同伐异。”
“定性之后，天下人已经信了。”
“这时候陛下再动他，史书上写的就不是'帝杀忠臣'，是——”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
天诛奸佞。
“杀的是同一个人。”林远回过身，“但这两种杀法，在千年之后的史书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故事。”
朱樉盯着黑板上那四个字，后脑勺不痒了。他把手从脑后放下来，攥在膝盖上。
“臣再举一个更近的例子。”林远的声音没停。“不出大明。”
他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
空印。
“洪武八年，空印案。各地官员携带空白盖印文书赴京，以备数字不对时随时填改。这件事在元朝是惯例，无人追究。”
他看向朱元璋。
“陛下怎么处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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