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评论家说这篇小说“病态”“扭曲道德”“有损健康心智”。
他们的理由是：小说应当引导读者向善，而侦探变罪犯的故事模糊了善恶边界，让读者产生不必要的道德困惑。
这种批评预设了一个前提：读者是脆弱的，不能承受复杂的道德问题，必须被善意的谎言保护在简单而清晰的世界里。
“两个世纪以后”显然不这么认为。
她显然认为读者是有能力自己思考的。
她给了他们一个谜题，而这个谜题的答案不在侦探的日记里，不在凶案现场的泥土里，而在每个人自己心里。
真正让人不安的，是小说提出的那个问题——我们是否也曾经忽略过那些摆在眼前的线索，因为我们无法接受它们指向的真相？
一个体面的商人，在账目上做了手脚，然后告诉自己“那只是暂时周转”。
一个慈善家，默许了自己工厂里的童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然后告诉自己“他们的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
他们都是诚实的、受人尊敬的人，在某些事情上比大多数人更正直。
他们只是对一件事视而不见，因为那件事太大，大到不能被看见；或者太小，小到不值得一提。
我们的社会信奉理性克制、道德自省，所有人默认人能掌控自身行为与记忆。
教义强调：人拥有自由意志，善恶选择清晰，人必须直面自身罪孽、忏悔赎罪。
而故事提出核心拷问：人能篡改自己的记忆、欺骗自己作恶。
也许会让大量读者产生代入式恐惧——大众开始讨论：我们是否也会下意识逃避自己犯下的过错？
比如上流社会不少人藏着灰色交易、婚内丑闻、冷漠罪责，也许极易对书中“选择性遗忘”产生共鸣。
这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力量所在。
它不是让你害怕一个虚构的凶手，而是让你开始审视自己。
这种深度的背后，是一种与传统截然不同的创作态度。
我们习惯的小说家——即使是那些最关注社会问题的——通常也只停留在外部世界的描写上。
他们写贫民窟的惨状，写工厂制度的弊端，写法律条文的不公。
但“两个世纪以后”向内挖掘。
她写一个人的尊严被碾碎之后会发生什么，写被社会羞辱、被经济压垮、被生活磨掉所有尊严又不小心杀了人的主角如何在自己的记忆里为自己重建一个可以活下去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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