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不敢做的事。”
“上帝创造秩序，”班纳特先生慢悠悠地重复了一遍主教的措辞，端着茶杯在沙发上坐下，“我记得这位主教大人当年在牛津读书的时候，倡导‘英国国教会在爱尔兰传教中的神圣职责’。后来北爱尔兰大饥荒，他的教区捐了多少钱？一个便士都没有。”
班纳特太太没听懂这个典故，但她听懂了丈夫语气里那种冷冰冰的讽刺。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就让他们这么骂？”
“当然不是。”伊迪斯冷静地说。
伊迪斯并不想看着友方被动挨打，她已经找好了反驳角度。
起码她也是个笔杆子，既然要搞舆论，她也得奉献一份能力。
她打算向《每周评论》以“两个世纪以后”这个名义投稿一份反驳信，这个报刊的主编辑威斯先生与霍顿女士交好，不会有故意拦下稿件不发出的事情。
伊迪斯搜集了大部分的质疑问题，并逐个反驳。
性别问题——任何一个有基本逻辑能力的人都能看出这种论调的荒谬：既然男女在智力上没有差异，为什么只有男人能拿学位？
金钱问题——如果金钱不能用来改变不公平的规则，那么慈善事业从古到今都在做什么？建教堂可以，建学校可以，唯独建一条让女人走进大学的路不行，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既得利益者在恐慌。
经费问题——扩充考场的成本、增设女性监考官的薪资、修改校务章程的法律费用。
十万英镑的捐资是专项资金，可以用于任何与女性学位授予相关的支出，包括扩建设施、增聘教员和修改章程的法律费用。除此之外，目前伦敦大学两大授课学院的女学生加起来才几十人，而男学生有两三千人，捐款足以覆盖。众所周知，目前没有其他人主动提出愿意为女性教育出这笔数额的捐款。
然后是社会压力——保守派报刊的舆论、教会的立场、部分议员的态度。
伦敦大学建校之初就被牛津和剑桥嘲笑了近四十年。被称为平民大学不是赞美，是贬低。伦敦大学从来不是在保守派的掌声中长大的，恰恰相反，每一次扩张都被骂成“学术堕落”。既然如此，为何要继续将诋毁的话语放在心上？
再然后是“教育质量”——“如果女生跟不上课程怎么办”“如果她们考不及格怎么办”“如果她们考及格了会不会影响男生的排名”。
这个问题也很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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