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抚司衙门。
这里远离政治中心，事务相对清闲，但对于沈狱而言，这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流放？
新帝不待见他，满朝文官视他为酷吏，他仿佛一夜之间，从权力的风暴眼，被抛到了帝国的边缘。
而在北京，隆庆皇帝很快便沉浸在新君的权威中，他重用徐阶、高拱、张居正等大臣，试图一扫嘉靖朝的暮气。
海正被释放并重新启用，成为了新朝彰显“仁德”与“纳谏”的标志。
在广袤的北部边疆，曾经屡屡叩关劫掠、令嘉靖朝君臣头疼不已的蒙古诸部，如今面对的是一支截然不同的边军。
在这等“硬实力”的支撑下，隆庆皇帝才得以超越其父，做出了重启马市的决断。
这一次的马市，与嘉靖年间那种近乎“赏赐”、用丝绸茶叶换取短暂和平的屈辱模式截然不同。
它建立在双方相对平等的基础上，大明用中原的茶、盐、布匹、铁器，交换蒙古的战马、毛皮、牛羊。
市场秩序由明军维持，价格在博弈中趋于公道。
与此同时，在漫长的东南海疆，抗倭战争也进入了收官阶段。
名将俞大猷、戚继光等人得到了朝廷更充分的信任和更大的自主权。
他们一手锤炼出的“戚家军”、“俞家军”等精锐新军，已然成为倭寇的噩梦。
曾经饱受蹂躏的沿海城镇，开始慢慢恢复生机。渔民得以扬帆出海，商船重新汇聚于港口，被战火摧毁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
虽然零星的匪患仍未绝迹，但大局已定，笼罩东南十余年的倭患阴云，正在前所未有的强劲海风吹拂下，逐渐消散。
朝堂之上，似乎迎来了一个新的局面。
然而，帝国的沉疴积弊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
北方的鞑靼、东南的倭患、内部的财政危机，依旧如同幽灵般缠绕着这个庞大的王朝。
隆庆皇帝的能力与意志，能否驾驭这艘千疮百孔的巨轮，仍是未知之数。
虽然深知帝国积重难返，沉疴痼疾非一日可除，但这一点点来之不易的向好迹象，足以让无数人为之振奋，期待着这个新时代，能真正带领这个庞大的帝国，走出泥沼，重焕生机。
隆庆元年的这个开局，确实给人一种万象更新、否极泰来之感。
在南京，沈狱站在北镇抚司衙门的院中，望着北方。
他知道，北京的那个朝廷，那些争斗，似乎已经离他很远。
但他更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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