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久违的、混杂着刺痛、愧疚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感的情绪，狠狠地攥住了他的心脏。
他不是来“督导”的，他是来到了另一个“家乡”。这里的贫困，和他出身的那个“家乡”一样真实，一样亟待改变。
从那以后，祁同伟变了。他扔掉了那些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也不再满足于在会议室里听汇报。他卷起裤腿，跟着老乡下地，看他们怎么耕种那贫瘠的土地；他蹲在灶台边，听老人絮叨家里的难处和微薄的希望；他爬上即将坍塌的危桥，亲自感受孩子们上学路的凶险。
他不再只是“祁组长”，渐渐成了老乡口中那个“肯听咱说话”、“能帮咱想办法”的“祁同志”。他开始用搞案子那股钻研劲头来研究扶贫：为什么这里的土地长不好庄稼？除了气候和土壤，是不是品种和技术有问题？为什么年轻人留不住？除了外面机会多，是不是本地根本就没有能让他们看到希望的收入门路？为什么路修了又坏？除了资金不足，是不是设计和施工也有问题？
他笔记本上记录的，不再是干巴巴的会议要点，而是密密麻麻的具体问题、人名、数据，还有他自己画的歪歪扭扭的地形图和产业构想草图。
就在他逐渐沉入这片土地时，侯亮平出事的消息如同一声惊雷，从省城传来。最初的震惊过后，是一种彻骨的冰凉和后怕。他太了解侯亮平了，或者说，他太了解曾经那个和侯亮平一样，把“往上爬”视为唯一出路、为此不惜剑走偏锋、甚至模糊了底线的自己了。
如果没有周瑾那番锥心刺骨的“解剖”，如果没有这次看似“发配”实则“给予生路”的调动，他祁同伟，会不会是另一个侯亮平？甚至，下场更惨？
侯亮平的结局，像一面残酷的镜子，让他看清了那条他曾汲汲营营的“旧路”尽头，可能是何等深渊。而脚下这条沾满泥土、充满艰难却无比踏实的扶贫路，虽然辛苦，却让他每晚睡得安稳，让他每天早上醒来，知道今天要为什么具体的人和事去努力。
思想上的转变，催生了行动上的突破。当他不再把自己当成“外来督导的官”，而是当成“村里的一员”去思考时，思路豁然开朗。他结合跑遍四个片区看到的实际情况，借鉴苏北等地的成功经验，苦苦思索，终于勾勒出了那份“三轴联动、五业并举”的初步方案。
那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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