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始终坚守著经过实践检验的实用性。
在会面的最后，巴恩斯先生告诉我，这也是《泰晤士报》能够与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保持长期合作的原因。
尽管亚瑟爵士与帝国出版是《泰晤士报》的长期合作伙伴，但这不代表他们就不报导对方的负面新闻，巴恩斯先生对我说，倘若黑斯廷斯爵士明天在圣保罗教堂门前杀了一位主教，那么后天清晨《泰晤士报》一定会在头版头条将这则新闻告诉全国民众，但倘若那位主教确实该死，我们也会在第三版里把理由交代清楚。
而当我把这话转达给亚瑟爵士时，亚瑟爵士却笑著回答说：「如果《泰晤士报》不这么做，那我反倒该反思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一个手握全国最大电报网络的人，一个能在半个小时内把一条新闻送到英国任何一座城市的人，居然不要求合作报纸替自己唱赞歌。
在德意志，一个人倘若有能力让报纸闭嘴，他通常会立刻这样做。
而在伦敦，一个人明明有能力让报纸替他说话，却反而必须装作自己没有这种本事似得。
英国人的自由或许并不比德意志人的秩序更纯洁，他们把一切东西都拿到市场上出售，羊毛、煤炭、钢铁、选票、议席、报纸上的社论，甚至大臣的名誉，然而正因为一切都可以买卖，所以每一个买主又不得不维持市场本身的信用。
这就是伦敦最令我惊奇的地方。
德意志人常常把原则供奉在神坛上，然后又在神坛背后偷偷违反它。
英国人则把原则摆在柜台上，标明价格，收下钱以后反倒认真维护起柜台的体面来了。
维尔纳，我不敢说我喜欢这一切，但我必须承认，我正在被这一切吸引。
这大概就是布莱克威尔先生跟我说的「英国式的务实」吧？
维尔纳，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提这件事，但是————
我打算留在英国。
前天下午，亚瑟爵士在他的办公室里跟我聊了很久，他问我对未来的打算，我说我打算在毕业后找一份与电报相关的工作。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亚瑟爵士听到这话什么话都没说，只是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封推荐信给我。
离开办公室后，布莱克威尔先生告诉我，他们已经开始替我办理从哥廷根大学转入伦敦大学的手续了。
维尔纳，我亲爱的兄长，你把我送到了门口。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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