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电报出现之后，两家报社的恶性竞争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英格兰电磁电报公司不断铺设的电报线路击的粉碎。
由于《泰晤士报》与帝国出版的良好合作关系，他们获得了电报线路的优先使用权，从而在新闻时效上将《晨邮报》甩出了一个身位，并一举坐稳了英国国民报纸的行业地位。
《泰晤士报》向来出人意料又迅速转变的立场，不仅在不列颠，甚至在德意志也已经是尽人皆知。他们的政治立场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个深不可测的谜团，即便对多数英国人也是如此。
得益于亚瑟爵士的关系，我有幸拜访了《泰晤士报》的编辑部，而当我把这个问题抛向《泰晤士报》的主编托马斯·巴恩斯先生时，巴恩斯先生却笑著对我说，这正是《泰晤士报》能成为英国第一大报纸的原因。
新闻行业提振销量的秘诀就在于：要么追随舆论导向，要么比同时代的媒体更具远见，当预见到舆论风向即将转变时，才会与主流意见相左。无论何时何地，《泰晤士报》
始终致力于维护新闻行业的批判特权，并以铁一般的意志和惊人的清醒，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利益来捍卫这种批判性立场。
这便是《泰晤士报》的政治立场极为善变，然而读者却始终不愿抛弃他们的全部奥秘。
因为这家报社总能精准无误地抓住对英国有利的事物，无论这对域外国家造成多大危害。
如果英国能从道德立场中获利，那《泰晤士报》也不介意对异国展现出人道、宪政、
自由乃至感伤的姿态。
倘若与俄国结盟能推进英国利益，它同样不介意向读者描绘西伯利亚冰原上永驻春天的奇迹。
倘若发现能废除奴隶贸易会摧毁兰开夏郡的棉纺业，那《泰晤士报》自然也不惜为奴隶制辩护。
尽管《泰晤士报》常因立场的突然转变而备受国内外指责，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的政策确实存在政治一致性。
正如我先前所说，《泰晤士报》从未成为执政党或反对派的喉舌，它始终保持著独立性。在某些议题上，它支持当政大臣，而在另一些议题上，则予以反对。但它从不为了反对而反对，只有在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问题上才会寸步不让，例如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
可以说，《泰晤士报》从不固守某项原则的纯粹理论优越性，而是极致的贯彻著务实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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