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无须为其行为承担议会问责，这使得他们往往将事务细节更多地交予部门次官与首席秘书处置。因此，所有例行公务通常都由这些下属人员操办。这种惯例盛行已久，法兰西、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外交大臣们除非遇到某些极其特殊重要的场合，否则极少亲自撰写公文。
请陛下明鉴，此种制度必将使政府各部门下属人员获得极大权力来左右政府决策走向。因为一项措施的价值、倾向及后果，往往既取决于制定时的意图与精神，也同样依赖于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方式。而另一因素也助长了这些次级官员的权势，即他们职位的长期稳定性。
在英国，一旦重大政治变动导致部门首长更迭，大部分副职官员也会随之离职。因此，除两三个例外，副职官员通常需要与其上司共进退，这些副职官员的经验未必比上司更丰富，鲜有人能凭自身见识否决上级意见或影响其决策。
而在欧洲大陆，大臣更迭更多源于个人因素而非政党轮替。因此，当部门首长离任时，副职官员往往留任。这使得各国政府机构中遍布著将大半生奉献给本部门的资深官员，他们凭借长期积累的经验，既熟知历史惯例，又精通当下事务的高效处理方式。这种现象进一步强化了部门首长对下属的依赖，也在实质上扩大了这些下属的影响力。
这类掌握实权的下属群体，被当代流行术语冠以「官僚」（Bureaucratic）
之名，该词仿照「贵族统治」（aristocratic）与「民主」（democratic）构词法而生。三者皆以「cratic」为词根，此乃希腊语「kratos」（权力）的讹变。
前缀则标示著所指向的社会权力阶层。
由此看来，罗素勋爵认为，这帮普鲁士政界官僚的近期行为动机在于：希望看到本国的大政方针比以往更具民族性和独立性。为此，他们急于推动政府就某些问题，对外国势力采取强硬立场。或许他们认为选择外交议题颇为棘手，因为普鲁士国王可能在此类问题上反对他们，故而他们选择了宗教议题，因为他们深知国王在此类问题上会支持他们。
于是，他们便引导政府与罗马教廷及德意志的天主教派（德意志邦联内部的奥地利派）发生争执，其主要目的在于使普鲁士确立独立的民族地位，与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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