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给焚烧站跨区域收运垃圾留了不少可操作的空间。
“各地政府面临新能源消纳的压力,垃圾焚烧发电既能处理垃圾又能发电,在他们看来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所以即便有监管框架,实际执行中也往往会向焚烧站倾斜。”
吴浩把那份通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用手指在“鼓励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那一行字下面轻轻划过。鼓励资源化利用是好事,但问题是资源化利用不仅仅只有焚烧发电这一条路。
垃圾分类、回收再生、循环利用——这些也是资源化利用,而且从资源转化率和环境效益来看,分类回收远高于一烧了之。但现实是,焚烧站有电价补贴,有新能源指标,有电网的优先调度权。分拣中心什么都没有。
张俊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我们要不要也申请补贴?或者把分拣中心和新能源指标挂钩?”
“我们已经在做了。”徐斌说,“但政策框架对前端分类回收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
焚烧发电享受的是新能源电价的补贴,这种补贴在制度设计上就比我们这种回收利用模式更有优势。
我们在好几个省份的分拣中心连垃圾处理费都拿不到,更别提补贴了。
地方政府觉得把垃圾卖给焚烧站既能发电又能处理掉,一举两得;把垃圾交给我们分拣,他们反而要多付一笔处理费,财政上没有积极性。”
吴浩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的安西城在冬日午后的阳光下安静地铺展着,远处的街巷里行人裹着厚厚的冬衣匆匆走过,偶尔有几辆无人化垃圾清扫车沿着人行道缓缓行驶,旋转的扫刷把路面上的落叶和灰尘卷入车底的集尘箱。
这些车已经在安西跑了快十年了,从最初的原型机到现在已经迭代了不知道多少个版本,车身上的浩宇科技标志被无数次冲洗之后微微有些褪色,但轮廓依然清晰。
“你们核算过没有,”他转过身看着徐斌说道:“如果我们在分拣中心配套建设垃圾焚烧发电设施,把分类后的残余物拿去焚烧,经济上能不能站得住?”
徐斌显然已经做过功课,他从公文包最底层抽出一份装订整齐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翻到核心数据那一页。
报告里详细核算了在分拣中心配套建设小规模焚烧发电设施的投资成本、运营成本和预期收益,结论是如果只烧分类残余物——也就是那些无法回收利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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