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就先喝一杯缓一缓。”冼耀文语气放缓，“我们不着急，晚点再进宴会厅也没事。”
“没关系的，我们直接进去就好。”
“OK.”
离五点还有一刻钟，轿车稳稳停在告罗士打酒店门前。
朱迪轻挽着冼耀文的手臂，廖可欣缓步跟在二人身后，三人两前一后，步入酒店大堂。
酒会在二楼的告罗士打厅举行，但大堂里挤满了人，西装革履的华人手里拿着酒杯，在人群中穿梭。
他们的眼睛都在寻找那些穿着深色西装、打着领结的英商大班。一旦发现目标，就会立刻走上前去，递上自己的名片，然后用不太流利的英文介绍自己的工厂和产品。
角落里，几个年轻的华人正在低声讨论着什么，他们手里拿着笔记本，认真地记录着别人嘴里说出的信息。
在以前，香港的洋行不是普通的贸易公司，而是英国殖民帝国在远东的商业代理人和制度执行者。它们的存在基础是中英两个平行世界之间的结构性鸿沟，以及英国殖民统治提供的全方位特权。
经历了一场二战后，大概是英国暴露了自己是纸老虎的真相，洋行的特权已经没有那么夸张，1945年后，洋行赖以生存的最坚实的特权基础崩塌，但洋行并未明显走下坡路，因为它们手握市场。
有资格被人挂在嘴边的洋行，存在时间动辄以百年为单位，百年时间，数代人的努力，足以让洋行在市场变成空气——可能不显眼，但不可或缺。
一百年前，华商与世界商人格格不入，遵循的并非同套理论，华商社会以“人情+宗族”为信用基础，世界商人无法直接评估，两者之间需要有一个“信用转换器”。
正因如此，清廷在羊城十三行特许了一个对外贸易中介——买办，英商看着这玩意挺好用，将成熟的买办制度引入香港，成为洋行经营的标配。
不管买办群体褒贬风评如何，也无法抹杀过去一百多年，买办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或者可以绝对点说——无买办，无外贸。
华商犹如巨婴，过去被买办们宠坏，离开了买办，根本不懂也不敢将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往外面的世界。
买办是商人，大抵上心是黑的，身为中介要吃掉大部分利润，比华商拿到的多得多，或许就是因为如此，一些华商放下筷子便骂娘——操买办祖宗十八代，只说坏，不说好。
假如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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