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零部件整合在一起，贴上我们的牌子，利润率能做到百分之二十。”
苏哲绕着机床走了一圈，手指在光洁的外壳上划过。
“主控板的底层代码，你们掌握了多少？”苏哲停下脚步，问了一个极度专业的问题，“伺服电机的驱动算法，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赵德彪打了个哈哈，搓了搓手：“苏书记，底层代码人家是封死的，咱们搞搞外围的二次开发就行了。从零开始研发系统，周期太长，烧钱不说，风险还大。没那个必要去重复造轮子。咱们做企业，赚钱是第一位的。”
这就是典型的买办思维。
依靠信息差和国内廉价的装配劳动力，赚取微薄的渠道差价。外表光鲜亮丽，骨子里全是舶来品。一旦上游供应商翻脸断供，这种所谓的“高科技企业”连一个月都撑不下去。
把抗击技术封锁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无异于痴人说梦。
苏哲没有接赵德彪递过来的软中华，冷着脸转身就走。
“去老城区的红星机床厂。”上车后，苏哲对林锐吩咐。
红星机床厂是一家市属老国企，建厂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体制僵化、产品落后，连年亏损，市国资委已经下达了破产清算通知书，明天就要派人来贴封条。
车子停在杂草丛生的厂区门口。几栋红砖厂房的玻璃碎了大半，墙皮剥落，透着一股日薄西山的衰败气。
推开三号车间生锈的铁门，没有想象中的死寂。
一台巨大的生铁床身横在车间中央。六七个满头白发、穿着油乎乎蓝色工装的老技工，正趴在冰冷的金属上忙碌。
带头的是老厂长李建国。他手里拿着一把半米长的平口刮刀，正弓着腰，在机床的铸铁导轨上一点点刮削。
“刮研”。
这是一种在现代工业中几乎绝迹，却又在极高精度领域不可替代的手工技艺。高档机床的导轨，机器加工出来的平面总会有微观层面的波浪纹。只有依靠经验丰富的老钳工，用刮刀刮去那些微米级的凸起，才能达到极其苛刻的绝对平面。
李建国直起腰，拿过一旁涂满红丹粉的标准平尺，在导轨上用力推拉了几下。移开平尺，导轨表面留下了斑驳的红色接触点。
“不行，每平方英寸的接触点才二十个，不够密。”李建国擦了把汗，对旁边的老伙计说，“老刘，换细刮刀，再走一遍。”
苏哲走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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