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点朱载坖自然是很清楚的，现在大明上下各种学术是十分之多，可谓百家争鸣，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确实是有必要在这点上予以规范，朱载坖认为学术争论自然是可以允许的，但是朝廷必须掌握对于圣人之言的解释权，并且通过学校和考试将这种朝廷认可的学术思想加以贯彻。
教材就是朝廷统一各种学术思想的工具，朱载坖对太子说道：“朝廷之为政，一道德同风俗，是当务之急，学术之争，亦是党争之源也。”
对于这点，朱载坖是很清楚的，太子所提醒的风险，朱载坖自然也是很清楚的，不管朝廷采取什么样的学术，都会得罪一大批的人，同时朝廷对于经史教材的编撰，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是一个问题，太子的想法是分布进行，和经义相比，历史教材相对分歧不大，同样也可以达到一道德，同风俗的目的，朝廷可以先编撰史学教材，然后在编撰经义教材，这样的话可以使得反对声浪尽量小一些。
这点朱载坖认为是可取的，不过朱载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选拔编撰教材的人才，朝廷的翰林院确实是有很多学问优长的官员，但是翰林院承担的任务也是非常之重的，除了律例修改，朝廷各种典章制度的修正，还有百科全书等的编撰，现在翰林院的人员是很紧缺的，同时有关经史，不仅仅是要有朝廷官员的意见，也要有民间的意见。
就蔡国熙的奏疏，朱载坖没有御批，而是选择是留中不发，同时召集内阁辅臣、礼部、学部、翰林院等相关衙门堂官一道与太子在无逸殿商量此事，在小范围的会议上，朱载坖将蔡国熙的奏疏给重臣们传阅，对于蔡国熙的这个建议，重臣们分为两种意见。
第一就是以礼部尚书陈经邦、大学士沈鲤、王家屏等人为主的，他们认为编撰叫教材，统一对于经义的解释是朝廷加强对于学政的重要手段，同时统一对于经义的解释，也使得朝廷对于学术的管制加强，防止民间随意解读经史，从而对朝廷不利。
另外一派的重臣们如次辅王锡爵，大学士沈一贯等则是认为，朝廷统一对于经义、历史的解释，会使得民间的反弹极大，容易引发朝廷和这些文人的对立，这点也是不得不考虑的事情。
而首辅申时行、大学士罗万化、陈于陛等人则是保持相对中立的态度，并没有立即表态，蔡国熙认为，经义历史的解读，必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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