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所言，正是那心性义理之学，主张以道德教化统摄一切，将世风日下归咎于功利学说的兴起和对传统道德的忽视。
杨炯听罢，并未立刻反驳，而是沉吟片刻，方道：“圣贤之学，博大精深，尊德性，明义理，确为修身之本。然……”
他话锋一转，目光变得锐利而务实，“治国平天下，非仅靠书斋中的心性涵养便能成就。二位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立意高远。
可我不禁要问，那田间老农，终日劳作，汗滴禾下土，所求不过一饭一衣，使妻儿免于饥寒，此是其‘人欲’，是否当灭？
那戍边将士，抛头颅洒热血，所求不过封妻荫子，光耀门楣，此亦是‘人欲’，是否当灭？
那商贾贩夫，走南闯北，担惊受怕，所求不过利市三倍，养家糊口，此‘人欲’，又是否当灭？”
梁氏兄弟被问得一怔。
梁伯赞谨慎道：“侯爷所言，乃人之常情，圣贤亦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此等常情，需以礼义节之，使其合乎天理，不至于泛滥成灾……”
杨炯摆手打断，道：“‘合乎天理’？何谓天理？民以食为天！百姓吃糠咽菜时，天理可曾管他饥寒？
将士浴血沙场，天理可曾保他不死？商贾货殖流通，天理可曾助他免遭盘剥？”
他语气渐重，直视两人，“二位饱读诗书，可知空谈天理人欲，而无视百姓生计之艰、将士报国之切、商贾营生之难，此理悬于空中楼阁，于国何益？于民何补？
新政重事功，非是轻道义，乃是深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理！
国不强，则外寇欺凌，百姓涂炭，纵有万千圣贤道理，可能挡胡虏铁骑？民不富，则饥寒起盗心，礼义廉耻从何谈起？教化需有根基，这根基便是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冤可申。
无此根基，一切高妙义理，皆如镜花水月。兴书院、刊经籍固然重要，然若只以此为先，而置农桑、水利、武备、财赋、律法于不顾，岂非缘木求鱼？天下学问之大之广，人之一生学也无涯！我等当兼容并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富国强民所用，方是正道！”
杨炯这一番话，引经据典，却又紧贴现实，如疾风骤雨，将梁氏兄弟那套高大的道德理想主义批驳得立足不稳。他所举皆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疾苦、国家困局，强调务实与根基的重要性。
梁伯赞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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