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配套项目中。换句话说，就是拿平川的钱去建临江的项目。而所谓的“配套基础设施”——道路、管网、污水处理、标准化厂房——等建好之后，运营权和收益权都归临江那边所有，平川只出一个“社会资本”的名分和三千万的真金白银。
他靠在椅背上，慢慢地把那几页合作协议草案重新翻了一遍，目光在关键条款上逐行扫过。越是往后看，心里的寒意就越重——这份协议的投资回报条款写得极其含混，“按实际运营效益分配收益”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运营效益好的时候，收益可以无限摊薄；运营效益不好的时候，平川这笔钱就是肉包子打狗。而退出机制更是一字未提，连最基本的投资保护条款都没有。这是一份把所有风险都转嫁给平川、把所有利益都留在临江的城下之盟。
“钱县长，”陆浩明把材料放回桌上，抬起头，平视着钱大进，“城投公司是平川县的县属国企，它的资金是平川的国有资产。把平川的钱投到临江去修园区，这事恐怕不太合适。”
“怎么不合适？”钱大进的笑容淡了几分，但语气依然保持着耐心，像是在给一个不懂事的下属讲解大道理，“区域合作是省里一直在提倡的，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资源共享，这是大方向。而且城投公司出资也不是白出的，协议里写了按运营效益分配收益——这是标准的市场化运作。你是发改局长，应该比谁都清楚。”
“市场化运作的前提是风险可控、退出有保障。”陆浩明说，“这份协议里既没有收益测算，也没有风险评估，退出机制更是一片空白。三千万不是小数目，城投公司去年的总资产才不到两个亿，一下子拿出百分之十几去投一个不在本县的项目，万一出了问题，谁来担这个责？”
“我来担。”钱大进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很稳。他靠在沙发靠背上，十指交叉放在小腹前，目光直视着陆浩明，那是一种经历了无数次谈判和博弈之后才会有的眼神——笃定、从容，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这个项目是我亲自抓的，从前期论证到后期运营，我都会全程盯着。你发改局负责立项审批，其他的事情我来协调。”
话说得滴水不漏。他担责——他是临江县的县长，他当然可以担责。但他担的是什么责？项目运营好坏、收益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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