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能碰到三四个人，每人聊十几分钟，加起来就是一场会。有时候一整天只跟一个人说完一整段话，加上来回路上遇到的零散搭话，加起来也像是开了一场会。我没有刻意去数，只是每天都去，去完之后在笔记本上画一条线，每一笔都落在格子中间。回头翻看的时候才发现，那些线条已经不是几条了，几页纸都画满了。
我蹲在不同人家门口、地头、井台边的那些时候，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明天还来吗？”我说来。他们又说：“那你明天再来。我到时候想好了就告诉你。”他们不是不信任我，是还在等。等一个足够稳定的信号。
有一天下午，老赵在他家院子里蹲着，忽然说了一句：“你那些会，我都听说了。你一个人蹲在别人家门口，能蹲一天。”他放下手里的镰刀，“你要是真的把这事办成了，我到时候也入股。”
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想好了，随时来找我签。我就在村委会门口，蹲着等你。”
那天傍晚，李长山在田埂边碰到我，他在地头蹲下来：“你今天蹲了多少场了？”我说：“没数。”他沉默了一会儿：“有人给我打电话了，说你是真的打算把这个事推到底。”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我今天在地头碰到老赵了。他说，陆镇长蹲得住，那我就信他。”
我站在田埂边，没有接话。远处那片菜地正在暮色中慢慢暗下去，路灯还没亮，但天边的余晖还够把地里的菜苗轮廓照清楚。那些蹲过的门槛、田埂、井台，正在被慢慢地、不可逆地踩实。蹲下去，不是为了说更多，是为了在对方的视线高度上等他把话说完。
那道缝隙已经被推得更开了，风正在从外面灌进来，带着泥土的气息和零散的脚步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那道裂缝的边缘等着被固定住。等到缝隙被填平的时候，那些蹲着的人就会站起来，把手里的合同递过来，而那些还在观望的目光，也会在田埂上的菜苗长到齐膝高时，慢慢松开手里握了很久的锄头。
远处的风声已经开始重新分配自己的路径，而那些蹲在门槛上的人，也正在陆续合上手里的笔记本，把最后一道凌乱的笔迹收进抽屉底层，等着把它重新翻开的那一天。风的方向还没完全定下来，但已经有人在试着朝那个方向迈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