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到了第七天，我开始收到一些信息。有人说在镇上听到了某种版本的传言——“那个新来的镇长要拿老人开刀，先清最老的，再清最没背景的。”说这话的人没有留名字，这种流言不需要留名。它像灰一样，在你不注意的时候落在肩膀上，你拍掉一层，又落一层。
那天傍晚，我去食堂吃饭的路上碰到了张福来。他正蹲在农机站门口擦一把旧扳手，拧紧又松开，确认完全到位才放下：“我听说有人开始去县里递话了。”我蹲下来，隔着几步的距离：“你知道是谁？”他把擦好的扳手翻了个面：“不知道是谁递的，但递了，就会有人接。接的那个人，不一定是为了帮你。”
那台刨床刚好停下，院子里安静了几秒。他拎起工具箱走进农机站，铁门在他身后慢慢合拢。
那二十三个人，我原本以为只是一个数字。保洁大姐、门卫老张、食堂帮工小刘、收发室老赵、后勤仓库老孙、档案室小马——这六个人走了，他们的家人、亲友、熟人，加起来远远不止六个。他们有的在镇上开店，有的在村里种地，有的在县里上班。他们会在饭桌上、在茶余饭后、在串门的时候提起这件事，一次又一次。得罪一个保洁大姐，不止得罪她一个人，还得罪了她丈夫、她儿子、她娘家的兄弟、她婆家的姐妹。得罪一个门卫老张，还得罪了他一起喝过几年酒的那帮人，那天下午我在镇上看见张福来蹲在农机站门口擦那把旧扳手时想明白了一件事——这些人平时不声不响，看着像散了架的旧机器，但只要你拆的位置不对，他们就会一起响。他们不会敲锣打鼓，但会像梅雨季的墙皮那样，一点一点地往下掉，直到你发现时已经湿透了半边墙。那二十三个人背后，是更多双正在等待的眼睛。他们不一定会跑到我面前来质问，但他们会记住。
那天夜里风大了一些，宿舍窗外的槐树枝条在路灯下来回晃动。我坐在桌前没有开灯，窗外的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在地板上落下一道窄长的亮痕。没有风，铁门也没有响。门口那片空地上还留着一道细长的刮痕，像是被什么东西拖过。新的还没来，旧的还没来得及盖住。我伸手摸了一下那道缝隙，然后站起来，关上了窗户。明天，还会有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