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件折好，塞进了外套内侧口袋里。前台老刘在楼下喊了一声有人找我，我走到楼梯口，看到王德厚站在大厅里，手里拎着一袋橘子和一壶自酿的米酒。他看了我一眼，没有问什么，把东西放在前台：“路过，顺便带点东西。”
我接过那袋橘子和酒壶，在老刘没敢正眼看的视线里回了房间。
晚上我没有开台灯，坐在窗前摸黑把那壶米酒的盖子拧开，闻了闻，又拧紧了，放进了床底下的纸箱里。对面街上没有亮着灯的陌生车辆，路灯的光照在梧桐树光秃的枝干上，路面空空的，像刚被风扫干净过。我把那袋橘子从窗台上拿下来，放进了书桌抽屉里，和那几封信隔着三层木板，安静地待在一起。
忍了四天。第五天傍晚，我从平川镇回县城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招待所斜对面的路口，没有熄火。透过前挡风玻璃能看到驾驶座上坐着一个人，轮廓模糊，看不清脸，也没动过。我放慢车速拐进招待所大门时，从后视镜里看到那辆车的尾灯亮了一下，没跟进来。我把摩托车停好锁上，站在车棚门口往那个方向看了几秒，那辆车还停在那里。我上了楼，关好房门，没有开灯，从窗帘缝隙里往下看，那辆黑色轿车在十分钟后熄了火。又过了十分钟，重新启动，掉头，开走了。
第二天早上，老周和老刘都没来。我坐在办公室等了一上午，心里盘算着他们的去向。快中午的时候，赵国栋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但语气比前几天松了一些：“那辆车不会再来了。案子差不多到收尾阶段了，你准备一下，下周结案材料要汇总。”他没有解释更多，只说了一句：“该忍的忍过了，后面的事，按流程走。”我挂了电话，下楼走到招待所院子里，站在那棵歪脖子树底下抬头看了一眼。树梢上的叶子已经掉光了，枝丫伸向灰白的天空，像一排没写完的字。风穿过树枝时发出的声音不像以前那么尖了，像是换了一个方向在吹。
我知道案子快结了。但快和完是两回事。有人在等那辆黑色轿车和那几封信消失，有人——包括我自己——在等抽屉里那些信、流水、剪报、工商档案一起变成一个句号。线头还在手里，没有松开过。按流程走，就是把它们交出去，一个也落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