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是中部地区贫困乡镇的缩影。要改变石槽沟，就要改变平川镇；要改变平川镇，就要从制度层面找到出路。
报告写完之后，他没有给任何人看。他觉得这份报告太“大”了，不适合给孙德明或者王德厚看。他们每天忙的都是具体的事，修一条路、修一个水渠、化解一个信访矛盾，哪有功夫看这种理论分析？
但他还是忍不住发给了刘世安教授。
刘教授第二天就回复了。他没有评价报告本身，而是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
“浩明，你的这份报告，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在农村调研的日子。那时候我也像你一样，发现问题、梳理逻辑、试图找出制度层面的解决方案。这是学者的思维，不是干部的思维。你现在是干部了，不是学者了。学者的任务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干部的任务是解决问题。当然，分析和解决不是对立的，分析得越清楚，解决起来越有方向。但你不能陷在分析里出不来。”
“你的报告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乡镇财政的‘造血’功能。这是当前农村问题的关键。光靠上级转移支付，永远是被动的。乡镇要想办法自己‘造血’，发展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平川镇有没有可能发展特色农业？有没有可能利用山地资源搞林下经济？有没有可能发展乡村旅游？这些问题，比你分析税费改革历史更重要。”
“我建议你把研究方向从‘过去’转向‘未来’。研究一下平川镇有什么资源可以盘活，有什么产业可以发展，有什么政策可以利用。这才是你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应该做的事。”
“当然，你这份报告写得很好。我会推荐给我的一些学生看，让他们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陆浩明把刘教授的邮件读了三遍。第一遍，他觉得刘教授在批评他。第二遍，他觉得刘教授在点醒他。第三遍，他觉得刘教授在引导他。
“从‘过去’转向‘未来’。”
他把这句话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就在“做人要堂堂正正”的下面。
他开始思考平川镇的“未来”。
平川镇有什么？有山，有水，有林地，有农田。山上有板栗、核桃、柿子，水里有鱼，林下有蘑菇、药材。这些东西不是平川镇独有的，但也许可以做出特色。他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看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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