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也不敢开口。车子在土路上颠簸，窗外是连绵的山和零星的村庄。
快到镇上的时候，孙德明忽然开口了。
“小陆。”
“嗯？”
“钱县长说的那个事，你帮我想想办法。”
“赞助的事？”
“对。五万块钱，不多，但我实在找不到地方弄了。”孙德明的语气有些低沉，“我在平川镇干了十二年，能找的企业都找过了，能求的人也都求过了。我不想再求人了。”
陆浩明看着他，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基层待了大半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难都受过，但此刻，他脸上的表情不是坚强，而是疲惫。一种被现实磨平了棱角的疲惫。
“孙书记，我试试。”陆浩明说，“不一定能成，但我尽力。”
“尽力就行。”孙德明点了点头，“成不成，我都谢谢你。”
车子开进镇政府院子。孙德明熄了火，没有马上下车。他坐在驾驶座上，点了一根烟，沉默地抽着。
“小陆，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带你去看河堤吗？”
“不知道。”
“因为我想让你看看，平川镇到底有多难。”孙德明说，“你来了半个多月，一直在镇上待着，看到的都是表面。真正的平川镇，在村里，在河堤上，在老百姓的田里。”
“我知道。”
“你不知道。”孙德明摇摇头，“你才来半个多月，怎么可能知道？我来了十二年，都没敢说我完全知道。”
他掐灭烟头，推开车门，走了下去。
陆浩明坐在车里，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背有些驼了，走路的时候右脚微微有点跛——那是前年下村的时候摔的，腿骨折了，没养好就回来上班，落下了毛病。
他忽然想起王德厚说过的一句话：“孙书记这个人，嘴上不饶人，心里装着事。平川镇三万多人，他谁家的事都记着。”
晚上，陆浩明在宿舍里给几个在北京认识的朋友发了消息，问有没有企业愿意赞助一个贫困乡镇的河堤修复工程。回复很统一——抱歉，我们只做公益教育类项目；或者直接没回。
他坐在书桌前，看着手机上寥寥无几的回复，有些沮丧。
五万块钱。在北京，可能只是一顿饭钱，或者一个包的价格。但在平川镇，它是一条河堤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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