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到了一份1985年的《平川镇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手写的，钢笔字迹工整。规划里写着：到1990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五百元。
他翻到1990年的统计报表。当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三百二十元。
没有达标。
他又看到了一份1995年的《关于申请将平川镇列为省级贫困镇的报告》。报告里详细列举了平川镇的贫困状况：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单一，农民增收困难……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份报告里的很多问题，依然存在。
陆浩明把这些文件按照年份排列，从1980年代到2020年代，整整四十年的历史，浓缩在几个纸箱里。
他拿起一本1998年的会议记录，翻开。记录的是那年的防汛工作会议，字迹潦草，有些地方看不懂。但他注意到一个细节——会议的最后一页，有一行小字，写的是：
“散会时已经晚上十点了。外面下着大雨，清江河的水涨到了警戒线。孙德明副镇长说，今晚他带人去巡堤。”
孙德明。那是二十六年前的孙德明，那时候他还是副镇长。
陆浩明把会议记录放回箱子，继续整理。
他找到了一份2003年的干部花名册。那一年，平川镇在编干部五十一人，平均年龄三十八岁，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的有十二人。
二十年后的今天，在编干部四十三人，平均年龄四十六岁，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的五人。
队伍在老化，学历在下降，人数在减少。
这就是平川镇二十年的变化。
陆浩明合上花名册，坐在资料室的地上，看着满地的纸箱。
他忽然觉得，这些泛黄的文件和卷宗，不只是历史。它们是平川镇的病历。每一份文件都是一次诊断，每一次规划都是一次开方。但病没治好，方子换了又换。
他想，如果要让平川好起来，他得先读懂这些病历。
下午五点，王德厚来资料室找他。
“小陆，你还在整理？今天第一天，别太累。”
“没事，王主任。我想把这些档案整理完，以后查资料方便。”
王德厚看着满地的纸箱，摇了摇头。
“你是第一个愿意整理这些东西的人。”他说，“以前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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