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还有叠加效应，我们受到的冲击会更大。那么，我们在面对逃不掉的冲击时，能否有效的应对这些局面。”
原本的茶话会应该是很轻松的，但是何锐的话弄的气氛一片压抑。见大家沉默下去，好一阵没人开口，吴有平觉得不能这么下去了。讨论这些话题太吓人，太打击士气。便笑道：“主席，和我们中国遭受过的痛苦相比，美国现在什么都不算。咱们现在缺乏的是如何更有效的发挥出大生产的组织能力，同志们都很清楚。”
这话就是强行缓和情绪，大家都知道，何锐也知道。既然此时不用这么压抑，何锐就笑道：“没错。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美国的制度发展成了符合美国大工业的模式。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学习美国成功的经验，并且从他们的挫折中学到经验！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文明的优势就能完全发展出来！对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次，大工业社会是一个新东西，直接照搬旧模式，肯定不行。而中华文明的内核，就是知道不能自怨自艾，怨天尤人。而是要顺应时代，推陈出新。这才能让我们走上新的道路，道路正确了，再多的问题都能解决。”
陈德力明显有些兴奋，他竟然再次开口问道：“历史上中国对于兼并非常在意。在工业时代，兼并就变的可以接受。负面作用太巨大了！只是靠递进税收的方式就能解决么？”
何锐并没有在意陈德力这位出身工人家庭同志的一些冲动，正义本就是一种冲动，如果对人民痛苦毫无感觉，一个组织内部就会很自然的向着邪恶的方向发展。所以何锐回答了陈德力的问题，“这就需要从法学的角度解决具体问题，但是法律本身一定有其阶级属性。对于现阶段的国家来说，因为强者注定是竞争的胜利者。凡是自称全民党，对所有人都拿出一套规则，无一例外都是坚定的为强者服务的政党。正因为大工业化生产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新的模式，很容易就会有人提出一律平等的口号，来掩饰他们对于普通人民的厌恶！所以，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社会过渡阶段，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头部正在进入大工业化时代，一方面，大部分人民群众没有能力靠自己成为大工业化时代的主流。各个阶层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出他们的看法，而我们文明党，以及政府，则要有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认识就是，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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