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道：“我们说过很多次，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发整个社会的变化，社会围绕全新的生产力发展出新的生产模式、生活模式、道德模式。我们自称新中国，是因为我们正在推动一次伟大的变化，是因为我们正身处其中。不仅是社会在剧烈变化，我们自己也在变化。而且这个变化绝不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结束，甚至未必会在两代甚至三代人就结束。生产力必须发展到每一个人都接受了极好的教育，让他们拥有了选择并且承担其行为的能力为止。”
说到这里，何锐看了看同志们，发现大家现阶段的想象力好像已经不足以支持这样的未来，便换了一个更加直白更能理解的说法，“也就是说，也许在150年后，每一个人都将拥有超过我们的知识结构，见识。社会有能力为每一个人的基因特性，提供量身定制的教育。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至于未来人们要面对的问题，我们那时候都已经不在了，也操不上心。”
说完，何锐看到同志们还是没办法感同身受，只能再缩短一下对未来的描述，“那么我们换一个更容易理解的问题。最多40年，中国盗窃之类的事情破案率可能接近100%，而且基本不会有被冤枉的事情。”
一阵善意而且同情的笑声终于响起，至于同志们的同情是针对公安部长，司法部长，还是针对何锐。不太好判断。
但何锐是见过那样世界的，也不急不忙的将充满了摄像头的‘未来世界’向同志讲述了一下。听到何锐‘预测’的科技发展，不少部长们神色变得非常严肃。和司法有关的部长们则是苦笑，司法部长陈德力无奈的说道：“要是真的能做到，也是好事。不过总感觉哪里不太对。”
“你是不是觉得搞成这样，小题大做了？”何如问。
“不。”陈德力摇摇头，“主席，我觉得这些都很好。但是我觉得都发展那个地步了，为什么还会有人偷东西？”
此言一出，中央委员们神色都变了。吴有平觉得还是先别就这个问题谈下去，这么谈下去，会引发不少意见。但在吴有平插话进来之前，何锐已经答道：“因为社会发展的还不够快，不够彻底，一部分人还是失去了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而且这种断层是由社会大发展的过程中自动产生，而且社会制度也会在某个程度上强化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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