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棺检验的手续，走了一个星期。
程序繁琐，每一步都有人提醒：“想清楚。挖开了要是什么都没有，家属那边、村里那边、上访的性质，全都不好收拾。”
袁承志把最后一份审批签了，就说了一句：“一个母亲要真相要了两个月。挖。”
审批过程中，反对的声音不是没有。
“为这么一个人，开棺验尸？”有人在会上直接摊牌，“传出去，老百姓怎么看？受害人那家怎么想？咱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会议室里一时没人接话。
温则鸣开了口，声音不高：“我说两句。”
“第一，法医的台子上，没有好人坏人，只有死因不明的人。这是这一行的地基，动了这个，什么都塌。”
“第二，如果他真是被人杀的——杀他的人不会只杀他一个。今天我们嫌他脏，不肯看他一眼，明天那只手伸向下一个人的时候，账要算在谁头上？”
“第三——”他顿了顿，“他母亲说得比我好。他活着的时候不清不楚，死，不能再不清不楚。”
“一个社会对死亡的态度，不该看死者的名声下菜碟。”
会议室安静了很久。最后是袁承志一锤定音：“程序合法，理由充分。报。”
开棺那天，天阴着。
坟在村后的坡地上，孤零零一座，没有碑，只立了块砖。
消息瞒不住，开棺那天，村里来了不少人，远远地站在坡下看。
议论声顺着风，一阵一阵飘上来。
“遭了报应还挖出来干啥……”
“听说是他妈闹的。这老婆子，儿子那样她还护……”
“嘘，小点声，人家老太太在那儿呢——”
冯玉梅就站在田埂上，离人群很远，离坟也不近。她听得见那些话。三年了，什么话她没听过。
她只是站着，看着儿子的坟被一锹一锹打开，腰杆挺得笔直。
村干部第三次过来劝：“婶子，回吧，这个场面……”
“我送他来的。”老太太说，眼睛没离开那座坟，“我得看着他走。”
“这一回，是去个能说理的地方。”冯玉梅站在远处的田埂上，村干部劝她回避，她不走，就那么站着，风把她的白头发吹得很乱。
棺木起出，转运，检验安排在市局法医中心。
土葬两个月，尸体已进入腐败进程，但保存状态比预想的好——下葬深，棺木密封尚可，春末的地温不高。
“能做。”陆法医围着检验台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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