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
廖组长接过信封，把里面的登记表抽出来。
表格很薄，只有三四页，每页列了十几行，每行包括投稿日期、作者署名、文章标题、编辑签收、是否刊发。他的目光从表格顶端一行一行往下扫。
简言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者，三月到六月，他只在《申报》副刊上至登了三篇文章：《家乡的稻田》、《公园里的孩子》、《幽梦忽还乡》，还有一篇《盼归燕》发在震旦大学的校刊上。
登记表上的字迹很潦草，编辑签收那一栏只填了日期，没有填名字。
这是副刊的老规矩，投稿太多，编辑来不及每份都签全名，只写日期了事。
他打开铁皮柜，把之前老吴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简言专栏一件一件取出来，按照发表日期排开。
四篇文章，题材不同，手法各异，但全都在说一件事：战争毁掉了一切。
他在文化监视组干了不到一年，之前是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做的是缉私和便衣跟踪。
巡捕房时期他跟过一个案子，有个红方的人在法租界的报纸上连载小说，把抗.日宣传藏在才子佳人的故事里，连载了三个月才被发现。
那个人的文字和简言不太一样，更直白，更急切，不像简言这么沉得住气。
简言的文章手法更老练，也更危险。
老吴站在旁边，看着廖组长把四篇文章反复翻了好几遍，忍不住问了一句：“廖组长，就这几篇文章，能看出什么？”
“能看出他不是新手。”廖组长把剪报放下，靠在椅背上。
他把眼镜摘下来，用手指在鼻梁上捏了两下，“简言这个笔名肯定是新起的，他之前一定写过不少东西，在别的地方，用别的名字。”
周纪言：八百字作文，小子！
廖组长让老吴把首演那晚的记录再讲一遍。
老吴：“礼堂不大，坐满了大概两百多人。我和小郑站在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正对舞台左侧的走道。
谢幕的时候那个社长出来先说了一段感言，然后说介绍一位很重要的朋友简言先生。”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老吴想了想，“很激动吧。”
廖组长没有说话，在心里分析。
那位社长也许不是不知道台下可能有眼线，只是他的冲动压过了警惕，他觉得简言太好了，太值得被感谢了，必须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
这种不设防的真诚，在廖组长看来是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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