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端起茶杯，沉默了一会儿。
他在犹豫怎么回答。
“牛津大学比伦敦大学老得多——那是十二世纪就有的东西，我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恰好赶上过一次宪章是否应该跟随时代变化而进行修改的辩论。”
他顿了顿，嘴角浮起一个淡淡的、带着一点自嘲意味的弧度，“当然，我只是坐在辩论社的角落里听，没有资格上台发言。但我记得那次辩论持续了整整一个学期，最后支持修改的一方失败了，因为不支持修改的主辩手的父亲是一位伯爵先生。”
伊迪斯安静地等着父亲继续往下说。
“那场辩论教会我一件事，”班纳特先生看着伊迪斯，“很多东西都不是靠道理赢的。是靠人。你得先搞清楚谁支持你、为什么支持你，谁反对你、为什么反对你，还有那些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人——他们也很关键。”
“我在伦敦跟霍顿女士和布朗女士谈过一次，她手里有一份名单，是她这些年攒下来的人脉。她愿意用这些人脉来支持这笔捐资背后的政治游说。”伊迪斯说。
班纳特先生挑了挑眉。
他显然没想到当年朗伯恩的家庭女教师已经变成了政治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