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迪斯操心学校和福尔摩斯追踪的同时，一些人物也在暗地里商谈着事情。
伦敦东区，码头附近一条狭窄的巷子里，有一间不挂牌的私人俱乐部。
门面看起来像一家倒闭已久的烟草铺，橱窗后面堆着积满灰尘的旧烟斗和发黄的标牌，但侧面的铁门需要特定的敲门节奏才能打开。
俱乐部的内部比外观体面得多——深色橡木护墙板、厚实的波斯地毯，空气里弥漫着雪茄、旧皮革和某种隐蔽权力特有的气味。
詹姆斯·莫里亚蒂坐在靠墙的一张扶手椅里，面前的小圆桌上放着一杯几乎没动过的白兰地。
因为学校里针对他的流言蜚语很多，所以他今年选择了主动辞职。
对他来说，纯数学是纸上推演，而建立一个犯罪帝国是现实世界里巨大、高风险的沙盘实验。
每一步都要计算人性、法律、运气，风险高悬，谜题无穷无尽，这是施展大脑才能的场地，和做数学研究本质是同一种思维乐趣。
世人以为作恶必源于贫穷、怨恨或是创伤，但他不同。
他出身体面，受过最好的学术教育，本该在大学讲台演算星辰与数字。
可他骨子里清楚，道德不过是社会订立出来约束庸人的一套约定。
它束缚不了他这种头脑。
今天他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深灰色外套，姿态放松。
他对面有个正在踱步的男人，角落里有个沉默地坐在阴影中的第三个人。
踱步的男人叫安东尼·格雷夫斯。
他四十出头，面容端正，衣着考究，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长期混迹金融城的人特有的自信。
如果此刻有一位不知内情的旁观者走进来，大概会以为他是一位正在为自己生意筹谋的商人。
格雷夫斯终于停下来，把一只手按在壁炉台上，转过身面对莫里亚蒂，语气里压着一丝不甘。
“我们本来可以再撑到十月。”他说，“按照原计划，下一批资金会在秋天前完成新一轮流转，然后我们就能带着全部盈余离开伦敦，把剩下的空壳留给那些追债的。可现在，我们只收回了不到四成。”
“不到四成，但是有百万英镑。”莫里亚蒂讽刺地说。
莫里亚蒂有时候觉得人蠢无药医。
格雷夫斯没有接话。
他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坐下，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重重地搁回桌面。
“因为一个女人。”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磨碎了的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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