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擦。他站在那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站了很久。然后他坐下来，拿起笔，蘸了蘸墨水。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两个词。财产。情感。
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普通的调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问口供，找证人，猜动机。现在不用了。财产，情感。从这两条线往下走，一个一个地排除。
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不是那个，就是这个。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抽屉里。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天还是灰蒙蒙的，可他觉得，今天的光，比昨天亮了一些。
***
安娜·惠勒坐在书桌前，羽毛笔搁在墨水瓶上。面前的稿纸写满了字，有些划掉了，有些在旁边加了注。窗外伦敦的天灰蒙蒙的，可她不觉得暗。
她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是早上送来的。头版印着玛丽·班纳特的采访，她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读到那句“既然人们都认可女性没有理智，那么为什么女权主义者又会失去理智呢”，她笑了。
那笑容很轻，从嘴角开始，慢慢蔓延到眼睛里。不是嘲笑，是那种——一个人在黑暗里走了很久，忽然听见前面有人也在走——的笑。
威廉·汤普森从门外走进来，手里端着一杯茶。他看见安娜手里的报纸，又看见她嘴角那点笑意，把茶放在桌上，凑过来看了一眼。
“如今的小姑娘，真是不得了。”他说，语气里没有惊讶，只有一种“我就知道会这样”的笃定。
安娜放下报纸，靠在椅背上。“未来当然是她们年轻人的。”她顿了顿，看着桌上那叠稿纸。“不过我们不是正在做出一点努力么？”
汤普森在她对面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那个‘一半的人类’，写到哪儿了？”
安娜拿起羽毛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她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想很久。写完了，放下笔，看着窗外。“快了。等写完了，印出来，摆在书店里。也许没有人买，也许有人买了，读了，忘了。可它会在那里。”
汤普森没有说话。他只是坐在那里，陪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