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南星听得很认真。
等周律师提到“极端情况下的监护与执行安排”时，她手指微微收紧。
“这个也要写吗？”
“要。”周律师语气很温和，“不是咒自己不好，而是成年人要替最坏的情况留一条清楚的路。尤其你现在的资产规模大，孩子还小，越清楚，越能保护他们。”
沈南星沉默了很久。
她以前做护士时，见过太多猝不及防。
一个人早上还在笑，下午就躺在抢救床上。
家属在走廊里哭，争执，签字，互相埋怨。
她知道世事无常。
可轮到自己把这种“无常”写进文件里，心口还是发紧。
周律师没有催她。
陆顾问也没有。
他们只是安静等着。
过了一会儿，沈南星抬起头。
“写。”
她看着两个孩子的名字：“大宝和小宝不能因为任何意外，变成别人争钱的理由。”
周律师点头：“好。”
那天的会议开了将近三个小时。
结束时，沈南星在确认单上签了字。
她写自己的名字时，笔画很稳。
沈南星。
这三个字，曾经写在医院排班表上，写在离职协议上，写在离婚协议上，也写在兑奖文件上。
每一次，她都像被生活推着往前走。
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是她主动把孩子未来的一部分，稳稳放进自己能掌控的规则里。
走出写字楼时，阳光落在她肩上。
她没有急着打车。
她沿着人行道慢慢走。
路边有一家文具店，橱窗里摆着新学期的书包和笔袋。
沈南星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进去买了两个文件袋。
一个蓝色，一个绿色。
蓝色给大宝。
绿色给小宝。
回到家后，她把两份文件的复印件分别装进去，又在封面写下孩子名字。
字写完，她轻轻摸了摸文件袋。
“妈妈现在不能每天陪着你们。”
她低声说。
“但妈妈会把能做的事，一件一件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