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的青岛，张家栋和张瑞的合作正干的风生水起。
可此刻，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的一条小胡同里，却有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正坐在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椅上，对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发呆。
他叫刘启英。
这个年头，一九八四年秋，他已经整整四十岁了。
四十岁，古人说“四十不惑”，可刘启英觉得自己满脑子都是困惑。他翻遍了前半生的履历——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一干就是十几年。
搞过技术，写过论文，参与过重大项目，可到头来呢？从一名工程师被“提拔”成了人事处的副处级干部。
说是提拔，可他知道，那不过是因为他搞技术搞不过那些更年轻、更有天赋的人，领导才把他塞进了行政岗。
一个搞技术的人，莫名其妙管起了人事档案，这事儿怎么想，都有点讽刺。
他放下手里那本翻了一半的《计算机工程与应用》，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十一月的北京，天已经开始冷了，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几片枯叶被西北风卷起来，在胡同口打了个旋儿，又不知飘到哪里去了。
他的目光穿过那几棵秃树，落在这条街上那几块花花绿绿的广告牌上——“京海计算机”、“科海电脑”、“四通集团”——一块比一块大，一块比一块气派。
那些牌子底下，是进进出出的人流，是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是年轻人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进出大门的场景。
他忽然觉得自己老了。
不，不是年纪老了。是那种眼看着别人都在往前跑，而自己还站在原地不动的那种老——像是一辆停靠在站台上的火车，看着别的列车轰轰烈烈地驶出站台，而自己这边连汽笛都还没拉响。
隔壁办公室里传来一阵压低声音的交谈声，他没去细听，但也知道那些人在聊什么
最近所里的工程师们私下里都在议论：谁谁谁出去帮人家调试机器，一天赚了三四十块；谁谁谁在科海那边兼职做技术顾问，一个月能多挣好几百。三四十块一天是什么概念？他在所里一个月工资加补贴，也不过七八十块钱。
这账，谁都会算。
可他也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敢迈出那一步的。
他重新坐回那把吱呀作响的木椅上，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缸子里的茶水早就凉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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