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主任终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短，可那短里头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在说“你们还不明白么”？
他放下钢笔，把那份文件翻了一页，又将钢笔帽重新旋紧：“广播喇叭里说的话多了，哪能句句都当真。”他低头看文件，挥着手像是驱赶两只苍蝇：“以后还有机会。你们先回去吧。”
愤懑不平的两个人又往县里寄了信，白纸黑字，把事情原原本本写了一遍，署名摁了手印，寄的是挂号信。信寄出去，等了半个月，没有回音。又等了半个月，还是没有。
过了将近两个月，有人私下跟刘建设说：“你们那信，县里又转回公社了。”
转回公社，就等于转回王主任手上——那些字，那些签名，那些摁在纸上的红手印，他们写的每一个字都在那个人眼皮底下摊着，像是被人攥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又像是被人搁在桌角，连看都懒得看。
后来，赵钢蛋在修水利工程的工地上遇见胡会计，这才小子皮笑肉不笑地迎了一步：“哎呀，赵钢蛋，那事还没放下呢？我跟你说，这事儿啊，就是命。命里有的，不用争；命里没有的，争也争不来。”
他说完这话，转身走了，那步子迈得稳当又从容，像是那句“命”已经替他解释了一切，也替他自己那杆秤称过了一切。
赵钢蛋站在地头上，看着那个背影在苞米地边上拐了个弯，不见了。
风从山脊那边灌过来，把他裤腿吹得哗哗响，像是有只手在一下一下地拍着劝他：算了吧、认了吧……
再往后，人们开始开始避着他们，像是他俩身上有瘟病，但凡离他们近点就会被传染。
工地上一起干活的人，目光碰到就移开，像是多看两眼就会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大队开会的时候，点名批评刘建设“思想不稳定”，赵钢蛋“跟组织上对着干”。
再去公社反映情况，上面的人一听是他们，连眼皮都不抬，材料往桌角一推，声音不冷不热：“回去吧，组织上会考虑的。”那个“组织上”像是隔着好几堵墙，墙又厚又高，连声音都透不过去，可你知道墙那边有人，他们听得见，只是不搭理。
他们没有退路，也没有人能帮他们说话。
那种憋屈、那种无助、那种愤怒……
那种情绪不是一下子烧起来的，是慢慢渗出来的——先是窝囊，然后是窝囊变成憋屈，憋屈变成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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