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已有了深秋的寒意。谈判厅在民族饭店二楼，厚实的窗帘半拉着，窗外是东长安街上稀疏的车流。长桌两侧，中美双方的代表团分坐两边，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楚河汉界”。
唐宋坐在中方代表团的中段，面前摊着一本蓝色硬壳笔记本。
他是外经贸部机电处的人，按分工负责设备引进这块。三天了，关于核磁共振设备的价格和技术转让条款，一个字都没谈下来。
不，准确地说，是根本就没开始谈。
美方代表团坐在对面，领衔的是一个叫TadghCrowley的中年人。爱尔兰裔美国人，波士顿口音，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领带是哈佛的深红色。他脸上永远挂着一种礼貌的微笑，不冷不热，像是从美国外交学院流水线上培训出来的标准表情。
此刻，Crowley正在说话，声音平稳，语速不快，像是在念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
“中方同志们，”他的翻译把“comrades”这个词翻得有些生硬，“美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愿意将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带到中国。GE公司生产的核磁共振设备，是目前全球最领先的临床诊断设备……”
唐宋听着，余光扫了一眼坐在Crowley身后两米远的李承霄。他不算正式团员，是以“协助工作”的名义跟着来的，名义上是帮忙，实际上就是唐宋的“私人翻译”。
三天下来，李承霄就坐在后排，一声不吭，像个影子。但每次谈判结束，唐宋都能从他那里听到些有意思的东西。
Crowley继续说：“……设备报价为一百五十万美元，这是经过精密核算的价格，包含主机、配套设备以及基本的安装调试服务。”
唐宋在本子上记下这个数字。一百五十万。跟预想的一样，不算离谱，但也绝对不便宜。
中方代表团这边，坐在唐宋左边的是科技局的周局长，五十出头，戴副黑框眼镜，厚镜片后面的眼睛半眯着，不知道是在听还是在打盹。再往左，是经贸部的老范，负责合资条款。这三天，三个人各管一摊，但谁都没开口报价。
唐宋没说话，他等着。
Crowley讲完后，目光扫过中方代表团，等了三秒钟，没人接话。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放下，发出清脆的瓷杯碰桌面的声音。
“中方同志们，”他又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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