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躺在值班室硬邦邦的行军床上，听着走廊里偶尔传来的脚步声，一夜没合眼。
凌晨四点，走廊里突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和压低的说话声。
我从床上弹起来，推开门。
走廊里，贺峥正大步往外走，身上套着防弹背心，腰间别着枪。
他看到我，脚步没停："回去睡觉。"
"找到了吗？"
他没回答，人已经消失在楼梯口。
我站在走廊里，裹着那条薄毯子，等了四个小时。
早上八点，重案组的人陆续回来了。
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
马东经过我身边的时候，那张一向大大咧咧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走进办公室，把防弹背心往桌上一摔，坐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又过了半小时，贺峥回来了。
他的衬衫上沾着泥土，脸色铁青。走到白板前面，把四张失踪女性的照片一张一张摘下来，贴到白板的另一侧。
然后他拿起红色马克笔，在每张照片下面写了同一个字。
亡。
四个人，全部遇害。
尸体就埋在废弃厂房东北角的地下室里。
我靠在门框上，胃里翻江倒海。
贺峥转过身，看到我，走过来。
他站在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睛里布满血丝。
"你的线索是对的。"他说，声音哑得像砂纸，"地下室，四具尸体，死亡时间和失踪时间吻合。但是。"
他停顿了一下。
"人没抓到。厂房里没有嫌疑人，面包车也没有出现。现场被清理过，几乎没有留下可用的痕迹物证。"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他知道我们去了？"
"很可能。"贺峥的下颌绷紧，"他比我们想象的更谨慎。现场唯一的收获是一枚脚印，四十二码运动鞋，和你描述的白色运动鞋吻合。但这不够。"
他看着我，目光沉重。
"鹿柠，这个案子，比我们预想的要难得多。"
接下来的一周，专案组陷入了僵局。
嫌疑人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在动物园，废弃厂房那边也没有任何动静。
监控、走访、排查，所有常规手段都用了，一无所获。
那个鸭舌帽男人，就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
我每天照常去动物园上班，下班后去刑侦大队坐着。但没有新的线索，我就是个摆设。
马东对我的态度从最初的轻视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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