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晚点四十七分钟。到站的时候，天已经擦黑。
我随着人流涌出出站口，被人推搡着，肩膀撞了好几下。省城这一趟，像是被人从水里捞出来又摁进去，浑身透着一股说不出的乏。郑东海的话还在脑子里转——“有人知道你”，“不该知道的事”——每一个字都带着分量，压得太阳穴突突地跳。
我手伸进右边口袋，摸了摸。硬壳笔记本还在，1965年的封皮，边角磨得发毛。手指蹭过纸页，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
街灯亮了，昏黄的一团一团。我沿着老街往店里走，晚风带着点凉意，吹在脸上才觉得清醒些。走到半路，抬手看表——上海牌，八点二十——忽然发现左袖口扯开了一道口子。
两寸来长。的确良的料子，裂口处露出稀疏的经纬线，像一张微张的嘴。
火车上太挤了。过道里站满了人，有个扛编织袋的汉子从我旁边硬挤过去，袋角上的铁丝头刮的。当时没觉出来，现在一看，裂口从袖口一直延伸到肘弯下方。
这件衬衫是我最好的一件。没人给我补这个——我妈会针线，但她不在；我爸手巧，但他也不会管我衣服上的口子。
我站在街角，四下看了看。老街拐角的地方，有一团昏黄的光。
是一张白炽灯泡，二十五瓦的，用一根铁丝吊在槐树枝上。灯下摆着个裁缝摊。一台蝴蝶牌缝纫机，脚踩的，一个年轻女人正低着头干活。脚下一踩一抬，机器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节奏很稳，像心跳。
我走过去。
摊子很简单：缝纫机前面搭着一块门板，两个木箱支着，算是工作台。门板上摊着几件衣服，有的等着扦裤脚，有的开着线等缝补。旁边的墙上挂着几个衣架，撑着改制好的样衣——一件深灰色的旧西装改成了齐腰短外套，一条藏青裤子改窄了裤脚，还用碎布拼了个贴袋。竹筐里堆满了各色碎布头，红的、蓝的、格子的，边角都对齐了，码得一层一层。
那女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头发扎成马尾，耳后别着一根铅笔。铅笔头磨得很圆，木头泛着油光，不知道用了多少年。
“补衣服。”我把衬衫脱下来，递过去。
她没抬头，手里的小剪刀咔擦一声剪断了线头：“放桌上。”
我把衬衫搁在门板上。她这才抬起眼，看我一下。清秀端正的一张脸，不是那种让人惊艳的好看，是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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