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西南的杨应龙，甚至可以无视东南海上的王滶，但朝鲜，绝不可失！
这不仅关乎“天朝上国”的脸面与威信，更关乎帝国最核心的地缘安全。朝鲜一旦沦陷，辽东将直接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女真各部必生异心，蒙古也可能趁机南下，九边防线将腹背受敌，整个帝国的东北屏障将彻底崩塌！届时，北京将永无宁日。
“绝不能让倭奴过江！”万历皇帝罕见地露出了杀伐决断的一面，尽管那决断中，仍带着被逼到墙角的惊怒，“着兵部，速调辽东、蓟镇、宣府精兵，火速入朝援剿！着户部、工部，筹集粮饷、军械，不得有误！着礼部，安抚朝鲜使臣，告诉李昖，朕必为他做主！**”
这一次，万历没有“留中不发”，没有“着部议”，而是直接、明确、且急迫地下了旨意。帝国庞大的战争机器，在停滞、锈蚀了多年之后，终于被外部的致命威胁，强行唤醒，发出刺耳而艰难的轰鸣，开始缓慢而笨拙地启动。
然而，战争的初期，明军的表现，却与皇帝的决心形成了残酷的讽刺。
首批入朝的明军，以辽东军为主，统帅是祖承训。他们轻敌冒进，以为日军不过是“放大版的倭寇”，在平壤城外，不顾朝鲜盟友的劝阻，贸然发起强攻。结果，在日军严密的铁炮阵列和依托城防的顽强抵抗下，损失惨重，副将史儒、千总张国忠、马世隆等皆战死，祖承训仅以身免，狼狈退回鸭绿江以北。
平壤初战惨败，像一盆冰水，浇醒了明廷的轻敌幻想。日军并非乌合之众，其战法、装备、士气，都远超预期。而明军，久疏战阵，将骄兵惰，器械朽坏，情报不明，与朝鲜军协同不力……所有在和平时期被掩盖的弊端，在真正的强敌面前，暴露无遗。
朝堂之上，主和之声再次抬头。有人认为，为“属国”耗费国力，得不偿失；有人认为，应“固守辽东”，让朝鲜“自生自灭”；更有人私下议论，是否可“以夷制夷”，利用正在乞降的王滶海上力量，袭扰日本后方？
但万历皇帝和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主战派，顶住了压力。他们知道，此战已无退路。朝鲜若失，辽东必危，国本动摇。皇帝下诏，罢免作战不力的将领，紧急启用老将李如松（名将李成梁之子）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官，全权负责援朝战事。并从全国调集精锐，包括戚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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