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热情必须是可控的。
运动会一结束，哪些学生是骨干，谁喊的口号最响，谁组织的游行，全部要记录在案，拉出单子，秋后算账。
梁承烬把电报放在桌上，用半杯凉茶压住。
老蒋的意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运动会你给我盯紧了，别出岔子。学生要闹爱国，你就让他们闹，给他们鼓鼓掌都行。但闹完了，把带头的人都给我记下来，回头我挨个收拾。
何等的虚伪。
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头顶悬着一把刀，脚下也踩着一块垫脚石。
风险在于，运动会的安保工作，牵扯的面太广了。
他不仅要跟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打交道，还要和天津市公安局、河北省保安处那帮人协调。
更头疼的是，还得应付日本驻屯军。
他一个二十岁的代理站长，虽然大事干了不少，但能不能镇住这么多牛鬼蛇神，是个大问题。
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
机会在于，这份情报，对天津地下党来说，价值连城。
委员长要在运动会上盯谁、查谁、会后打算对哪些爱国学生下手——这些信息如果能提前送到组织手里，就能救下很多热血青年，避免他们稀里糊涂地掉进黑牢里。
梁承烬把电报又看了一遍，每一个字都咀嚼透了，然后锁进了抽屉。
下午三点，他在会议室召集了全体骨干。
“弟兄们，都坐。”
长桌旁，人不多，但个个都是天津站的顶梁柱。
江佰陆、郑耀先、徐百川、方觉夏、钟定北、赵简之。
梁承烬把运动会的情况简明扼要地讲了一遍，省去了那些虚头巴脑的客套话。
“河北体育场，十月开幕。华北五省的运动员和学生代表都会到。于学钟挂名，张伯凌操盘。连观众带外围，几千号人，场面小不了。”
方觉夏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他是站里的老学究，对这些文教界的事门儿清。
“张伯凌在华北的影响力，可不止数一数二。他一句话，南开的学生能把自个儿当成子弹打出去。上次九一八纪念，南开的学生在街上游行喊了一天口号，法租界的巡捕房都绕着走，不敢管。”
“所以委员长才急。”梁承烬一根手指在桌面上点了点，“电报上说得清楚——盯住南开的学生骨干、查地下红军的煽动、观察日本人的反应、记录现场所有过激言行。一个字都不能漏，全部上报。”
徐百川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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