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平静得像是从未有过波澜。
我在书店里帮忙，整理书架、招呼客人、记账、泡茶。老街的节奏很慢，早上的阳光从东边的屋檐斜斜照进来，下午的阴影从西边的墙根慢慢爬过去。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父亲的话依然不多。我们每天一起吃饭，偶尔聊几句关于书、关于天气、关于街口新开的那家早餐铺子。他不再提起过去的事，我也不再追问。有些东西不需要说出口，彼此心里清楚就好。
那只橘猫成了书店的常客。每天下午准时出现在门口，蹲在门槛上晒太阳，偶尔进来转一圈，在书架间穿行，尾巴扫过一排书脊，然后心满意足地趴在窗台上打盹。父亲嘴上嫌弃，说猫毛到处飞，但还是在窗台上给它铺了一块旧毛巾。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淡、安稳，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
直到那天傍晚。
天快黑的时候，店里没什么客人。我正在整理柜台上的零钱，门铃响了，一个身影走进来。我抬起头，愣了一下。
是一个女人。四十岁上下，短发，穿着深灰色的风衣，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她站在门口，环顾了一圈书店，目光在书架间游走，最后落在我身上。
“你是……陈默？”她问。
我放下手里的零钱：“我是。您是？”
她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又看了我几秒，像是确认什么。然后她走到柜台前，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柜台上，推到我面前。
“我叫周岚，”她说，“市局档案科的。这是……你父亲的东西。”
我看着那个信封，没有动。信封上没有署名，没有地址，只有右下角一个模糊的印章。
“什么东西？”我问。
“他托我转交的。”周岚顿了顿，“他走之前，把这个交给我，让我等他去世之后再转交给你。”
我抬起头，看着她。她脸上没有太多表情，但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同情，也不是怜悯，更像是一种审视，像是在判断我有没有准备好接受信封里的东西。
“谁？”我问。
周岚没有直接回答。她伸手，指了指信封右下角那个模糊的印章。
我低下头，仔细看那个印章。印章很小，已经有些模糊了，但依稀能辨认出几个字——“青州监狱”。
我盯着那两个字，感觉心跳漏了一拍。
“你父亲，”周岚说，“他叫陈建国，对吧？”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他在里面待了十年，”周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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