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采取行动。”
“他们提到了‘物理访问’托管中心服务器。这是我们设伏的机会。”影子说。
“但他们也可能在验证托管中心是伪造后，识破整个局，然后彻底静默。”苏医生提醒。
“所以，我们必须让‘瑞士托管中心’的验证，既不能太容易识破，又要留下一个可以追踪的‘物理服务器’线索，引导他们去一个我们预设的地点。”寒晓东说。
“瑞士那边，我们可以准备一个真实的物理地点，比如租用一个苏黎世或日内瓦的小型数据中心机柜，部署几台服务器，架设‘瑞士数字遗产托管中心’的镜像网站，并存放一些经过精心伪造的、更‘深入’的协议文件和元数据。然后，通过技术手段，让他们的调查‘自然’地发现这个真实服务器地址。同时，在这个数据中心布控，等他们来‘物理访问’时抓捕。”影子提出方案。
“国际执法协作需要时间，而且瑞士的数据隐私法律很严格。我们可能需要当地警方的配合，但协调不好容易打草惊蛇。”老周说。
“或许不需要在瑞士抓捕。”陈墨思考后说，“我们可以在服务器上设置一个陷阱。当他们尝试‘物理访问’或进行深度网络攻击时，触发一个隐藏的追踪程序，反向定位他们的操作基地，或者获取其人员的生物特征（如通过服务器机房的隐蔽摄像头）。然后，再协调国际刑警进行抓捕。这样动静更小，也避免了在瑞士境内行动的复杂法律程序。”
“同意。服务器陷阱由老吴设计。同时，我们需要在另一个方向施压，促使他们加快行动。”寒晓东说，“王律师这边，可以再增加一点‘推力’。”
周六上午九点，王律师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来自“瑞士数字遗产托管中心”的“客服”（由影子团队的成员伪装，使用变声器和瑞士德语口音的英语）。客服表示，注意到有来自亚洲的IP多次异常访问其客户王教授的协议页面，出于安全考虑，按照协议条款，他们已启动“紧急联络程序”，试图联系协议指定的紧急联系人（王律师），并告知如果二十四小时内无法确认客户（王教授）的安全状况和真实意愿，他们将根据协议，将加密数据包移交给协议中指定的另一个备用联系人——名单上是一个虚构的、位于伦敦的国际人权律师的名字。
王律师更困惑了，他再次尝试联系邮件中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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