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然后开始阐述公司在“天梯”、“萤火”和前沿探索性研究上的整体布局，强调长期主义和技术储备的重要性，承诺公司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应对当前挑战，并呼吁大家保持信心，专注本职工作。
她的回答沉稳、全面，符合她一贯的风格。但或许是因为近期压力太大，或许是因为提问触及了部分员工内心真实的焦虑，会场中开始出现一些细微的骚动和不满的低语。
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更尖锐的问题接踵而至：
“公司一直强调技术向善，但在‘萤火’事件和最近的国际打压中，我们似乎成了众矢之的。我们的‘善’是否过于理想化，以至于在残酷的现实中显得软弱可欺？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调整策略，比如在技术合作上更加‘务实’，或者将部分敏感技术进行更严格的封锁甚至剥离，以换取生存空间？”
“‘天梯’计划宏大，但投入巨大，风险极高。现在国际环境恶化，关键供应链被断，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评估其优先级和投入比例？是否应该将资源更多倾斜到能更快产生现金流的业务上？”
“管理层在决策时，是否过于依赖少数几位创始人的个人判断？公司的决策机制是否足够透明和民主？普通员工的意见和建议，是否有畅通的渠道被听取和重视？”
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有的直指公司战略，有的质疑管理方式，有的甚至暗指高管“不接地气”、“沉迷于****而忽视现实生存”。现场气氛骤然紧张，人力资源总监试图打圆场，但效果甚微。
肖尘看着屏幕上不断跳出的匿名问题，感到一阵烦躁和心寒。他能理解员工们在外部压力下的不安，但这些问题中透露出的急功近利、对长远技术探索的怀疑、以及对管理层的不信任，让他感到失望。尤其是对“数字人生事务所”的质疑，更像一根刺扎在他心上。“涟漪”计划处于绝密冻结状态，但其外围的一些探索性研究，如情感模拟算法优化、记忆数据结构的轻量化处理等，确实投入不小且短期内看不到商业回报。在危机时刻，这些“非核心”研究成为靶子，并不意外，但依然令他难受。
韩薇的脸色也有些苍白。她负责的“萤火”正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和内部伦理审查的阵痛期，员工对“技术向善”的质疑，尤其让她感到刺痛。她拿起话筒，试图解释“萤火”的初衷和坚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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