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三月。
上海的雨，从来都不讲什么道理。
淅淅沥沥的水帘子从灰蒙蒙的天上直往下砸，砸得法租界的梧桐叶啪啪作响，砸得霞飞路上的黄包车夫缩着脖子骂娘，也砸得街角那间不起眼的小茶楼窗棂上，水珠子一串串地往下淌。
茶楼二楼，靠窗的暗间。
一个年轻人独坐在桌前，面前摆着一壶龙井，茶水早就凉透了。
他看上去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穿一身半旧的中山装，肩膀笔挺，腰板端正，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军校生特有的凌厉劲儿。但他的眼神却不像同龄人那么毛躁——沉静、内敛，偶尔闪过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锋芒。
他叫郑耀先，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了。郑耀先慢慢伸手，从怀里摸出一块旧怀表。
这是一块看不出什么牌子的铜壳怀表，表盖上有道细细的划痕，像是被什么利器蹭过。他把怀表翻过来，用拇指轻轻按了按底盖的暗扣，没有打开，只是摩挲了两下，又放回了怀里。
这块表，是一个他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的人给他的。
那个人说：“耀先，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人了。这条路，一旦踏上去，就没有回头的余地。”
“你准备好了吗？”
他当时回答得很干脆：“准备好了。”
干脆到那个人——那位让他从骨子里敬佩的前辈——都愣了一下。
那是半个月前的事了。一·二八事变的硝烟还没散尽，日本人的军靴踏碎了闸北的瓦砾，十九路军的将士们浴血奋战，而南京城里的那位委员长，却在忙着“攘外必先安内”。
郑耀先看着满目疮痍的上海滩，看着无数同胞倒在血泊中，心里的某根弦，彻底断了。
他不再相信那个党国了。
所以当那位前辈找到他，问他愿不愿意走另一条路时，他没有犹豫。
入党宣誓的时候，他的手没有抖。他的声音很稳，一字一句，像在对着整个天地立誓。
但现在，坐在这间茶楼里，他必须把所有的信仰、所有的热血、所有的赤诚，统统锁进心底最深处。
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共产党员郑耀先。
他是一个对党国“忠心耿耿”的黄埔门生，一个嗜血、狠辣、不择手段的杀才。
他要去投名。
投的是复兴社特务处的名——戴笠刚刚组建的那个杀人机器。
桌上除了那壶凉茶，还放着一个油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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