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藤拿着蛾的周报告坐了整整一个小时。
办公室里没开灯，只有桌上那盏绿罩台灯投下一小片光。窗外的苏州河在夜色里无声地流淌，偶尔有驳船的汽笛声从远处飘过来，闷闷的，像是谁在叹气。
洋行的线索太“响”了。
武藤不是新手。他在哈尔滨干了五年情报工作，在奉天又干了三年，什么样的障眼法他没见过。一条街上突然冒出来一个跟特务处有关联的洋行，时间恰好在他布置侦查之后，这要么是巧合，要么就是郑耀先在反向喂食。
如果是巧合，那他运气好，捡了个便宜。
如果是喂食……
武藤的手指在桌面上缓缓地画了一个圈。
如果郑耀先在喂食，那说明两件事。第一，郑耀先已经察觉到了贝当路上有人在看。第二，他在贝当路上有比洋行更重要的东西需要保护。重要到他宁可把洋行暴露出来，也要把那个东西藏好。
什么东西值得这么大的代价？
武藤想到了咖啡馆。
那家从观察开始到现在一直“暂无异常”的咖啡馆。
他拿起电话，拨了蛾的联络号码。电话响了三声就被接起来了。
“洋行的事交给别人。”武藤的声音很平，“你只盯咖啡馆。我要那家店里每一个人的底细。老板、雇员、常客，一个不漏。”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
“明白。”蛾的声音像是从水面下浮上来的，低沉、平静。
“还有一件事。”武藤补了一句，“不要只从窗户里看。想办法了解一下那家咖啡馆在附近的口碑。你是白俄移民，在法租界找零工是正常的事，跟周围的店主聊聊天，打听打听，但记住，不要进咖啡馆，不要跟老板娘有任何接触。”
“我知道分寸。”
电话挂断了。
第二天上午，蛾换了一身打扮。
她脱掉了那件灰色呢子大衣，换上一件旧棉袄，外面套了一条褪色的碎花围裙，头发盘在脑后，用一块蓝布包着。这一身打扮，跟法租界那些靠打零工为生的白俄女人一模一样。
她从公寓后门出去，绕了两条弄堂，从另一个方向走上了贝当路。
第一站是面包店。
面包店的老板娘姓王，宁波人，四十多岁，胖乎乎的，嘴碎但心肠不坏。蛾走进去的时候，她正在柜台后面揉面团。
“王姐，有没有零工可以做？”蛾用一口蹩脚的中文问，“洗碗、扫地、搬货，什么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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