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是稀饭，馒头，一碟炒土豆丝，一碟咸菜。饭桌是旧折叠桌，腿有点晃。父亲坐在靠墙的位置，受伤的左腿伸直，搭在旁边另一个凳子上。他低着头，用勺子慢慢搅着碗里的稀饭，半天才喝一口。勺子偶尔碰到碗边，发出轻微的、单调的磕碰声。
母亲坐在对面，也沉默着，夹了一筷子土豆丝，放在父亲碗里。“吃点菜。”
父亲“嗯”了一声，没动。灯光昏暗，照着他花白且稀疏的头发，和脖子上深刻如沟壑的皱纹。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袖口磨出毛边的蓝色工装，即使在家，也似乎没有别的衣服可换。
古民坐在侧面，快速吃着。他得赶在七点半前，去给一个初二学生做考前突击辅导。他一边吃，一边用眼角余光观察父亲。父亲比手术前更瘦了，脸颊凹陷，眼窝发青。最扎眼的，是他搭在凳子上的那条腿的膝盖处。
父亲的工装裤在膝盖位置，各有一块深色的、厚厚的补丁。补丁边缘已经磨损、开线，露出里面更灰败的底色。而左腿膝盖处的补丁，因为要容纳里面厚厚的纱布和支架，被撑得更加变形，补丁中央甚至磨出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洞，能隐约看到里面泛黄的纱布边缘。
古民记得这块补丁。还是他上初二那年，母亲在灯下一针一线缝上去的。父亲那时还在工地，说工地的灰尘大，膝盖跪着干活，裤子容易破。这块补丁，已经结了三年灰泥，浸了三年汗水，扛了父亲三年在脚手架上的攀爬和辛劳。直到半年前那次坠落，它和父亲的膝盖一起，承受了那沉重的一击。
现在，父亲不用再去工地了，但这块补丁，连同它守护过的、如今裹着纱布和钢板、可能留下永久伤痕的膝盖，就这样突兀地、沉默地杵在这个狭小房间的中央，杵在每晚的饭桌上，杵在全家人的视线里。像一个褪了色、却依然刺眼的贫穷与伤痛的徽记。
“爸，”古民吃完最后一口馒头，放下筷子，“腿今天感觉怎么样？还胀痛吗？”
父亲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被叫回来，迟缓地抬起眼。“……还好。就那样。”声音干涩。
“药按时吃了吗？”
“吃了。”
“下周该去医院复查了。我陪你去。”
“不用。我自己能行。你忙你的。”父亲说，语气里有一种刻意为之的平淡，但这种平淡比抱怨更让人难受。那是一种“我已经是个废人，不能再拖累你”的自我放逐。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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