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父亲的眼睛。
“明天还来吗？”南次郎问。
越前坐起来。右膝肿胀得像发酵的面团，皮肤绷得发亮。他用左手扶着膝盖，慢慢站起来。右腿依然无法承重，但他站住了。
“来。”他说。
南次郎点头。他弯腰捡起越前的球拍，拍掉上面的红土，递给越前。
“明天练反手。”他说，“你的正手发力链条已经重建了百分之七十，但反手还是老问题。单反时你的手腕太僵，引拍太晚，击球点偏后。这些错误在平时比赛里可以靠预判弥补，但在高强度对抗下会暴露。”
他说完转身就走。走到球场边，他停下脚步，没回头。
“你随身带的那颗旧网球，”他说，“画笑脸的那颗。”
越前愣了一下。他下意识摸了摸口袋。球还在，硬邦邦的，毛毡已经磨薄了。
“那颗球是我十九岁时用的。”南次郎说，“当时我刚拿第一个青少年组冠军，用这颗球赢了决赛点。后来膝盖受伤，我以为再也打不了球，就在这颗球上画了笑脸。提醒自己，至少我曾经赢过。”
他终于回头，看着越前。
“你现在也该画一颗了。”他说，“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提醒自己，你还能打球。这就够了。”
他走进工具房，关上门。
越前站在红土场上，手里握着那颗旧球。球上的笑脸已经模糊，线条断断续续，像一张哭脸。他把球举到眼前，对着太阳看。光线穿过磨损的毛毡，在橡胶表面折射出微弱的光斑。
他放下球，一瘸一拐走向球场边的水龙头。拧开，洗手。冷水冲过手掌，带走红土和血迹。他低头看自己的膝盖，肿胀的皮肤在阳光下泛着不正常的光泽。
远处传来鸟叫声，清脆的，在晨雾散尽的空气里格外清晰。越前擦干手，从口袋里掏出那颗球，放在网柱顶端。球在阳光下微微晃动，笑脸对着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