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复健笔记上说，”越前喘着气，“你三十岁时膝盖弯曲度卡在八十度。”
南次郎的手停了一秒。然后继续按压。
“笔记上没写的是，”他说，“我花了八个月才恢复到一百二十度。然后用了三年才敢发力打球。用了五年才敢比赛。”
他松开手，站起来。
“你才两个月。”
越前没说话。他看着自己的膝盖。肿胀的皮肤在晨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像过度充气的气球。他想起工具房里那本笔记。最后一页写着“输就输了，能跑就行”。那句话下面有一行很小的字，是后来加上去的：“能跑不能打，算什么运动员。”
南次郎没有把那句话写完。
“今天到此为止。”南次郎说。
他走向球场边的水龙头。拧开，洗手。水流冲走他手掌上的红土，露出下面粗糙的皮肤。他洗了很久，至少三十秒。这是医生建议的最低洗手时间，为了防止细菌感染。他在遵守某种规则——对自己的膝盖，或者对越前的。
越前试着站起来。右腿完全无法承重，他靠左腿和球拍支撑身体。红土场地上留下两个深坑，一个是他右膝跪出来的，一个是他左脚蹬出来的。他看着那两个坑，突然想起一件事。
“你昨天接发球时，”他说，“右膝弯到多少度？”
南次郎关掉水龙头。他没转身。
“一百三十。”他说。
越前愣住了。一百三十度。那是南次郎设给他的目标，也是南次郎自己膝盖无法达到的角度。除非——除非南次郎用左腿代偿，或者用某种不自然的姿势强行弯曲。但昨天的比赛中，南次郎的动作很流畅。
“你用了代偿。”越前说。
这不是疑问句。
南次郎终于转身。他靠在水龙头旁的木栏杆上，双手插进运动裤口袋。晨雾开始散去，阳光从树梢缝隙里漏下来，在他脸上切出明暗交错的条纹。
“职业球员都会代偿。”他说，“关键是代偿多少，用哪块肌肉代偿，代偿后还能不能发力。你的问题不是代偿，是根本没东西可以代偿。”
他说的没错。越前的右腿肌肉已经萎缩到无法支撑正常发力，所有动作都在依赖左腿和核心肌群。复健师小林警告过：这样下去，左腿也会伤。
“我需要多久？”越前问，“达到一百三十度，然后能比赛。”
南次郎看着他。那种测量的眼神又出现了。
“正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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