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狠话，她用女性的敏锐，捕捉外宾话语里的陷阱，她用顾家女儿的身份，在那些男人主宰的外交场合里，争得一席之地。
那些年，她见过罗斯福的特使，见过丘吉尔的外交大臣，见过斯大林的代表。她在这些世界级人物面前，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有人问她：“顾言慧，你怕不怕？”
她想了想，说：“怕。怕说错话，怕给国家丢脸。可我更怕不说。不说，他们就真的以为中国好欺负了。”
她的犀利，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是替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说出那些年最想说、却没人敢说的话。
而她一个女人，站在那个位置上，说出那些话——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她让那些洋人知道，中国不是只有男人能打。女人，也能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那天晚上，重庆全城放鞭炮。顾言慧站在外交部大楼的窗前，看着满城烟火，站了很久。她想起那些在轰炸中死去的人，想起那些在难民队伍里走散的孩子，想起那些她再也见不到的面孔。
战争结束了。可有些人，再也回不来了。
1949年，顾言慧选择留在了大陆。她没有去台湾，也没有去美国。她留了下来，在新中国的外交部继续做她的翻译。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走，她说：“这是我的国家。我的家在这里，我哪儿也不去。”
后来，她在北京的外交学院教书，教了一辈子的翻译。她的学生遍布外交战线，有的做了大使，有的做了参赞，有的做了同声传译。他们提起顾先生，都说：“顾老师教给我们的，不只是翻译的技巧，是怎么做一个中国人。”
晚年的顾言慧，住在北京东城一座小院里。院子里种着一棵海棠树，是她从旧居移栽过来的。每年春天，海棠花开，白的像雪。她搬一把藤椅，坐在树下，喝茶，看报纸。
有时候有学生来看她，她就留他们吃饭。饭桌上，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外头的事，她在旁边听着，偶尔插一两句嘴，句句都在点子上。学生们私下说，顾老师这辈子，嘴就没饶过人。
有一年，一个学生问她：“顾老师，您这辈子，最得意的事是什么？”
她想了想，说：“最得意的事啊……”她顿了顿，“大概是在黄山官邸，把英国大使怼得说不出话吧。”
学生们都笑了。她也笑了。
她走的那天，也是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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