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头，看了他一眼。“为什么？”
“这是规定。”
“谁的规定？”
警察没有回答。他蹲下来，把那几枝已经插好的鸢尾花拔出来，扔在一边。动作不算粗暴，但很干脆，像是在做一件他已经做过很多次的事情。
青瓷站起来，看着他。她没有争辩，没有发怒，甚至没有提高声音。她只是安静地看着那个警察的眼睛，看了几秒钟。然后她弯下腰，把被扔在地上的鸢尾花一枝一枝地捡起来，抱在怀里。
“我改天再来。”她说。
她改天真的又来了。又带了花。又被赶走了。
她又来了。
后来墓园的守墓人跟她说：“夫人，您不要再来了。他们不会让您放的。”
青瓷说：“我知道。”
“那您为什么还要来？”
“因为花不是放给他们看的。”青瓷说，“是放给躺在这里的人看的。他们知道我来过。”
1930年代，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面包店门口排起了比战争时期还长的队伍。人们在街头举着标语游行，喊着“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面包”。
在这种时候，华工成了最好的替罪羊。
“那些中国人抢走了我们的工作！”
“他们干得比我们多，拿得比我们少，我们怎么竞争？”
“把他们赶出去！”
青瓷在报纸上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正在厨房里喝一碗阿吉炖的汤。她放下碗，走到书房，坐下来，开始写信。
这一次，她不再写请愿书。她决定做一件更大的事。
她开始收集华工的证词。她走访了每一个她能找到的华工，那些留在法国的、没有回国的、在巴黎十三区的小作坊里做皮件、在餐馆里洗碗、在工厂里做最脏最累的活的华工。她带着阿沅，一家一家地敲门，一个人一个人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
“你从哪里来？”
“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
“你有没有受伤？”
“你有没有拿到应得的工钱？”
“你有没有收到法国政府给你的任何补偿？”
她把这些话一句一句地记下来，记在笔记本上，记在香烟盒上，记在旧报纸的空白处。她的字很小，密密麻麻的，像一群挤在一起取暖的蚂蚁。她的眼睛开始不好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但她没有停。她把纸凑得很近，几乎贴到鼻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她收集了数千份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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